廈門國泰婦產醫院因存在外科醫生冒充婦科醫生做手術等違法行為，被廈門衛生局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而廈門市政府在行政復議後表示，因考慮到社會維穩，有200多名員工要就業和國泰的經濟損失，決定停止執行具體行政行為（12月5日《中國青年報》）。
僅僅因為所謂的“社會維穩”、“員工就業”以及違法者的“經濟損失”，便對早已是“證據確鑿，程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違法行為性質惡劣”的違法行醫行為網開一面，令其在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後迅速“起死回生”，“違法營生接著幹”。這樣的行政復議結果和邏輯，無疑驚駭得讓人髮指、荒誕得令人窒息。
人們不禁要問：違法的醫院需要維穩，受其戕害的千萬患者以及相應的醫療健康秩序是不是更需要維穩？與前者相比，後者的生命安全、健康福祉是否是更重要更迫切的維穩？
顯而易見，“外科醫生冒充婦科醫生做手術”之類違法行為，與“謀財害命”並沒有多大區別。如果這種縱容違法的所謂“維穩”也是可行的，那麼世上還有什麼行為，是不可以假借“維穩”之名的呢？
如果諸如此類的荒誕“維穩”都是可以成立的，那麼，不僅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將會被嚴重侵害、傷痕纍纍，而且，捍衛這些利益的法律法治秩序本身，也將難以為繼、甚至蕩然無存。這誠如廈門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執法監督員鄭幼卿所感慨迷茫的：“國家的法律就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什麼時候依法行政成了維穩的對立面？”這實際上也就是說，一旦法律成了所謂“維穩”的對立面、犧牲品，那麼，其內在的真正“維穩”功能，也就徹底喪失了。
依據行政復議法，“行政復議機關按照下列規定作出行政復議決定：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式合法，內容適當的，決定維持”。而現在，當地政府的行政復議一面承認國泰婦產醫院的違法行為“證據確鑿，程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違法行為性質惡劣”，一面又“決定停止執行具體行政行為”，顯然不僅是對行政復議法的公然違反，更是徹底的顛覆。
鄭幼卿表示，“曾有領導說我，鄭幼卿向來都是法律第一、領導第二，我覺得沒錯”。從法律法治的角度看，“法律第一、領導第二”豈止是“沒錯”，原本就是千真萬確的憲政常識。如我國憲法早就明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常識還遠遠沒有真正變得“尋常”和被普及，上述拿“維穩”說事的荒誕行政復議，便是對此的鮮活見證。僅僅因為有“領導考慮”，原本“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吊銷執業許可證的行政行為便被“停止執行”。在這裡，真正被尊奉的規則顯然是正相反的“領導第一，法律第二”，也即人們常說的“權大於法”。
什麼才是真正的“維穩”？如何才能真正地“維穩”？追根溯源的關鍵和要害顯然正在於此——究竟是“法律第一、領導第二”，還是“領導第一、法律第二”，以及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實現前者，而預防避免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