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12月16日下午在安徽桐城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雲春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調控不能僅以房價漲落作為指向，要加大在保有環節的成本，如開徵物業稅，使住房能真正回歸到居住者手中。（12月16日中新社報道）
樓市調控，要控樓價，也要控空房、閒房和大房，房價漲落不是調控的單一指向，這樣的觀點是中肯的。樓價與空房、閒房和大房，實質具有高關聯度——空房、閒房越多，說明商品房投機行為越嚴重，商品房資源越相對稀缺；大房越多，房源就會相對越少——這，無疑都是推高房價的客觀因素之一。很顯然，調控樓市，讓樓價回歸合理，房價、空房、閒房和大房，“一個也不能少”。
如何抑制樓價，擠壓房價“水分”，通過多年的樓市調控實踐，我們已經找準了抑制的“命門”與路徑。樓價畸高，無非是土地出讓金、稅費過多，房產商賺取的利潤過高，甚至樓價裏還包括“腐敗的成分”。“限購令”出臺後，樓盤成交量的下跌，房產商資金鏈的緊張，直接後果是：各地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直線下降，前11個月全國15個城市土地出讓金銳減千億元；各地房地產行業稅收也是大降；房產商讓利售房現象頻現。種種跡象顯示：樓市“拐點”若隱若現。
除此之外，還要從消費觀念、相關法律、輿論引導、產品提供等多方面入手，綜合治理，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真正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比如整治空房和閒房。這首先需要嚴格執行“限購令”，甚至可將“限購令”寫進相關法律，以法律的名義抑制房價虛高，畢竟房子的功能是住的，而不是用來炒著發財的；其次，對於早就通過購置、拆遷分配、遺產所得等途徑佔有的多套住房，可以通過徵收較高的“房產稅”“遺產稅”等辦法，讓佔有多房的家庭在利益權衡中，自願拋售空房、閒房。畢竟，有些人佔據多房閒置或者賺錢，這不僅顯失公平，而且還會人為製造“剛需”而推高房價。
再如整治“大房”。土地是公共資源，不能因為你富裕，就可以無限多佔的。所以，在土地稀少、人口眾多的國家或地區，對商品房戶型面積都是有著嚴格限定標準的。在日本，依照《住宅建設計劃法》規定，時下3口之家的限定住宅面積為75平方米；4口之家為89.5平方米；7口之家才達到134平方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從1996年∼2007年出售的單元房中，面積在69.9平方米以下的單元房，約佔總數的75%。
而內地呢？除了廉租房、經適房之外，一套商品房動輒上百甚至數百平方米。最近一個機關單位集資蓋房，規劃的戶型面積只有兩種：178與130方米。看我們的周圍，戶型面積小于90平方米的恐怕寥寥無幾。但是，早在2006年，國務院出臺的“國六條”明確規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審批、新開工的商品住房建設，套型建築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經濟適用住房）面積所佔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估計，在有些地方，這個規定早已淪為一紙空文，被遺忘掉了。
各種跡象表明，在2012年樓市調控政策不會放鬆。但調控樓市，不能僅僅依仗“限購令”。樓市調控，房價、空房、閒房和大房“一個也不能少”，房價漲落不是調控的單一指向。時下，樓價在僵持、多方利益在博弈，假如再對空房、閒房和大房進化調控整治，無疑又是樓市調控的一劑良藥，能促使樓市更快走向健康發展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