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遭遇車禍去世後，45歲的黃麗霞獨自扛起一個家艱難度日，肇事司機被判刑後，黃麗霞與其家屬及所在村委會聯繫，得到的回答卻是：人都坐牢了，還想要錢？這只是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執行難的縮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就全國範圍來看，刑事案件的民事賠償執行率不足2%，能夠獲得賠償的被害人極少，幾乎空判（12月22日《今日早報》）。
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刑事立案數在400萬件以上，被害人群體龐大。但由於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或賠償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發生後很長時間內難以查獲犯罪嫌疑人，或因證據原因無法認定責任者，導致每年約有300萬被害人及其親屬得不到任何賠償，生活窘迫的他們被比喻為“黑暗中獨自哭泣的人”。在犯罪嫌疑人、犯罪人權益保障立法已日趨完善的今天，刑事受害人的權益保護卻嚴重滯後，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尷尬。
很多法律專家都曾經指出，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應該包括三種途徑：私力救助、社會救助和國家救助。所謂私力救助，就是在刑事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由犯罪人進行賠償。現實情況是，被害人難以直接獲得賠償，更有甚者，以提供賠償為由要求受害人放棄正當的法律訴求，這未嘗不是另一種層面的“花錢買刑期”。相比之下，社會救助不僅缺少相關的規範，而且終究不是長久之計。面對由此而來的“法律白條”，國家救助無疑承載了很多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希望。
從社會意義上說，被害人國家救助體系是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一種人文關懷。被害人慘遭不法傷害已經是一幕悲劇，更為不幸的是，其家人還必須在忍受悲痛之餘繼續漫漫人生之路。對於經濟拮據的被害人家庭而言，“法律白條”毫無意義、社會救助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真正值得依靠的唯有國家救助。國家救助制度的確立，不僅意味著政府承擔起了幫扶弱勢群體渡過難關的責任，同時體現出政府對被害人的撫恤補償，以及對其家人的人文關懷。
從法律層面上說，被害人國家救助也是對法律天平的一種平衡。目前刑事訴訟中保障人權的核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和自由——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原則漸入人心，被錯拘錯捕錯判的嫌疑人更是可以獲得國家賠償。需要指出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只是保障全體公民權利的一個體現，受害人不能因此被排除在外。這不僅是對公平正義的維護，也是一種對法律缺憾的補充。
從實際效果來看，被害人國家救助有利於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刑事案件作為一種性質嚴重的犯罪，是以破壞社會秩序為代價，懲治犯罪的核心是維護秩序。如果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得不到法律的有效支援，走投無路者難免因此而產生抵觸心理，甚至誘使其走向報復犯罪的極端。因此，對被害人給予撫慰和救助，不僅有助於其儘快渡過生活難關，更有助於撫慰其心靈的創傷，從而體現出法律對所有人權利的庇護。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7年就提出，“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彰顯司法人文關懷”將成為一項重要任務。近年來，這一話題也多次為兩會代表和委員所提及。雖然國家救助意義非凡，但在全國範圍內卻進展緩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面對刑事被害人“流血又流淚”的尷尬現狀，除了寄希望於制定相關國家救助規範、增加相應的財政撥款之外，希望更多的社會力量與愛心人士也能為此提供幫助。（趙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