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廣東某富商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孕育了8個胚胎，找來兩位代孕媽媽，再加上自身共3個子宮，先後誕下4男4女八胞胎，成為社會熱門話題。對此，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張立表示，代孕不是簡單的物質交換，是倫理問題，打擊代孕面臨無法可依的尷尬（1月8日《廣州日報》）。
廣東富商的“八胞胎”，透露出來的不只是社會不公平的信號，更多的還是醫療技術被濫用對社會公共倫理帶來的嚴峻挑戰，而打擊代孕面臨無法可依的尷尬，意味著代孕技術的成熟，類似于“八胞胎”可能會誘發更多來者爭相效倣，這對社會公共倫理來說無疑是災難。
代孕技術的氾濫，使得原本“生物學上的父母”、“生身父母”與“養育父母”，角色緊密相疊的架構遭到徹底顛覆，“父母”的傳統含義被肢解得支離破碎，“父母”正在多重角色分離之中，挖下越來越多的家庭情感、公共管理與人倫道德的陷阱。
事實上，在醫療技術領域，與人口生殖、器官移植等諸多相關技術的成熟，幾乎都成為了或者正在成為挑戰公共倫理與公共秩序的重要問題。B超技術的成熟，使得人工對性別的選擇成為了社會的公害，一些地方人口性別比居然高達130以上，而據有關資料統計，未來十多年，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而代孕技術、器官移植技術的成熟，已然使得地下代孕、卵子買賣、人體器官買賣等違法活動日益猖獗。這些問題的背後，無一例外都缺少了法律與法規的強力約束。與此同時，基因技術、細胞克隆技術等日漸成熟，在醫療領域的延伸，勢必也會對傳統的倫理與社會秩序構成更為強烈的衝擊。
“八胞胎”是技術管控的“宮外孕”，它將科學技術本有“雙刃劍”的屬性展現得淋漓盡致，也成為醫療技術對傳統倫理與社會秩序侵害的一個縮影。醫療技術運用需要趨利避害，嚴格遵循社會公共倫理的準則，通過加快立法嚴格各類技術的使用範圍、審批程式、管理規範，明確濫用的標準和追究成本，將技術固化在醫療倫理的範疇之內；同時，通過“入罪”提高違法成本，將諸如非法Ｂ超鑒定、非法買賣生殖細胞、非法提供代孕服務、非法買賣人體器官以及非法提供有違倫理的醫療技術服務等，列入刑罰的罪名，將技術可能的氾濫堵塞在利益的大門之外。“八胞胎”應該是撬動醫療技術倫理立法的杠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