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瀋陽雨田實驗中學西校區400余名初三學生，攜帶被褥行李，與學校教工一起分乘10輛大巴，趕赴100公里外的鞍山市湯崗子鎮補課。此事被曝光後，瀋陽市教育局要求該校立即停止補課，對學校及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2月5日《京華時報》)。
學校違規補課能被媒體曝光，得益於家長的舉報。不過，讓人頗感尷尬的是，家長舉報的動因並非“違規補課”，而是“跨市補課”存在安全隱患。這意味著，從某種意義上講，家長反對的也許不是違規補課本身，而是這種方式是否會對學生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換句話說，如果該中學並非如此大張旗鼓地違規補課，而是小打小鬧地選擇相對平和的方式進行，其違規行為估計很難被曝光，因為家長並沒有對學校違規行為進行舉報的動力:一來家長擔心自己的舉報被曝光後，受到處罰的學校會對自己的孩子“另眼看待”，二來更重要的是，在應試教育如此巨大的競爭壓力之下，即便學校不補課，很多家長也想方設法地給孩子報各種“興趣班”，反對學校補課豈非自相矛盾?
應該說，這不是某個學校或者某個地區一時的現象，而是一種普遍問題。最為極端的例子是，去年8月，陜西省西安市7個部門聯合檢查奧數班時，60多名學生齊喊“出去”轟趕檢查人員，甚至有人向記者潑水錶達不滿。對此，有學生表示並不喜歡學奧數，但“我們都想上好學校”，還有學生家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只取締奧數班而不提供公平獲得教育資源的途徑是治標不治本。
從道理上看，跟風般的違規補課無益於學生的身心健康，更是與當下社會各界和教育行政部門一直呼籲、提倡的為孩子減負的理念背道而馳。不過，雖然社會各界一直在呼籲為孩子減負，各地教育行政部門一直都在出臺各種各樣的辦法，比如規定中小學生的寫作業時間、寫作業量等，而且去年教育部專門面向社會開展了“學業·負擔·興趣·責任大家談”活動，向公眾徵集“減負”良策，但是，坦率地講，教育行政部門的努力並沒有取得太大的實質性進展，甚至還出現“負擔越減越重”的尷尬現象。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尷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減負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並沒有觸及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根本問題。即便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的普通人，都會清楚當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根源是長期一成不變的應試教育。在應試教育的語境下，能夠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因素，是學生對知識的識記能力或者說背誦能力，這種“填鴨式”競爭的結果就是，誰填進去的“料”越多，誰就越有可能成功，由此也就導致違規補課最佳的監督主體——家長，很多時候甚至會出現與違規補課者“合謀”或者“縱容”之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