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老伴突發腦溢血去世，漢中市漢臺區的鄭大媽想取出老伴在銀行的存款治病，但因老伴走得突然，沒有留下存摺密碼，銀行要求鄭大媽到公證處對此筆遺產進行公證後才能取出；到了公證處後，被告知需要提供死者父母的死亡證明等材料，因老伴的父母死亡較早，其母親解放前就已死亡，無法取得證明。因此這些存款，鄭大媽至今取不出來。（2月13日《西安晚報》）
這真是具有喜劇色彩的一幕。明明存摺上寫著老伴的名字；明明鄭大媽的三個兒子，均表示這筆存款留給母親看病；明明公公婆婆早已過世，不可能存在繼承糾紛，但就是取不出來。而取不出的理由，又是那樣的冠冕堂皇于法有據——銀行大堂經理說，公證是為了證明遺款的歸屬權，也是對儲戶意願的尊重。公證處則要求家屬提供死者的戶籍、死亡證明，同時要求提供死者父母的死亡證明。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按照我國繼承法，這筆遺產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分別是死者的老伴(鄭大媽)及其子女，還有死者的父母。公證處索要死者父母的死亡證明，也是為了防止日後發生糾紛。同時，如果沒有爺爺奶奶的死亡證明，似乎公證詞也沒法去寫。
不否認這樣的政策條款，初衷是一片好意，沒準還是經驗教訓的總結汲取呢。但是任何條款，都不可能涵蓋現實生活的複雜情形。因此在執行中，就有一個溯本求源的問題。本是本真，源是源頭。也就是說，你要弄清法律規定的本意和事件的真實情況，循著這個原則，就能理想地解決矛盾，就能在冰冷的制度面前，加上人性的溫度，使死的制度靈活起來。從而達到既有政策的嚴肅性，又有執行的靈活性。照本宣科，就好比方向盤上挂骨頭，狗都會開，而靈活執法，就需要較高的責任和智力了。比如說，公證要求提供死者父母死亡的證明，一般情況下並不難辦，但對於一個已經76歲高齡的死者來說，他的父母即便雙雙在世，也當在百歲以上，這就非常罕見。其次，死者父親祖籍東北，母親解放前(1948年)已經過世；父親隨死者支援西北建設來到漢中，77年（84歲）也已亡故，現在再要回東北開具兩個老人的死亡證明，理論上也許可行，實際上不大現實。遇到這種具體情況，難道就只能死守條款束手無策了嗎？顯然不是！
首先，死者生前在漢中工作，從他的同事鄰居乃至組織中，完全可以找到相關證明，證明他的家庭結構。根本沒必要為了區區4.5萬的存款，千里迢迢趕往東北。何況老家已無親戚，誰又能證明老人的子女身份呢？再者，公證是為了免除繼承糾紛，既然死者的老伴以及三個兒子，已經對這筆存款達成一致，就算三個兒子的爺爺奶奶還都建在，也屬於多數意見，即6人中4人意見相同。既如此，又能產生多大的分歧糾紛啊？退一步講，4個人還可以達成一個協議，承諾對於這筆遺產，如果還會有爺爺奶奶出來主張權利，就進行重新分割。然後對這個協議進行公證——我不能證明我沒做什麼，但我能證明我要做什麼——這樣，銀行不就可以打消顧慮，予以兌取了？
幾年前的春節晚會上，小品《開鎖》讓人忍俊不禁。其中，黃宏扮演的角色要給妻子一個驚喜，但錢卻被妻子鎖進了箱子，無奈請來開鎖公司，但林永健扮演的開鎖人員，要求黃提供身份證、房產證、戶口本等有效證件，可證件也在箱子裏面，於是找來物業公司，物業公司代表“鞏漢林”，同樣要求出示證件，才願證明業主身份。於是，林和鞏之間，就有了下述對白：
林：你(指鞏)不給他證明我怎麼給他打開呀？
鞏：你(指林)不給他打開，我怎麼給他證明呀？
結果當然是往復迴圈糾纏不清，上述新聞，就有點《開鎖》的喜劇元素。而要打開這把心鎖，沒有人與人之間的起碼信任，沒有人性的週到服務的理念，恐怕也難以找到走出僵局的路徑。（雷鐘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