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最近變得迫切起來，兩會期間也是個熱點議題。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景氣，至今仍衝擊著傳統經濟體系尤其是製造業領域的就業；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積累，我國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在獲得豐碩經濟成果的同時，也明顯提升了土地、廠房、物流、結算、匯率、工資等商務成本，傳統企業負擔明顯加重，勞動力市場中的 “人口紅利”逐漸減退。
所謂 “人口紅利”，是指一般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吸收外來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資本轉移時，擁有的低工資、低生活成本和大容量適齡勞動力的優勢，可以轉化為該國家或地區獲得的實際利益。在一個地區吸收外來投資的初級階段，這一優勢會特別明顯並轉化為財富原始積累優勢。其主要表現出高增長、高儲蓄、低消費、低匯率 “兩高兩低”的格局，但這種格局維持的時間是有限的。也就是說，靠低技能勞動力支撐地區經濟增長的時間限度是客觀存在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無法依託 “人口紅利”來保障。這樣的初級階段馬來西亞經歷了15年，墨西哥經歷了20年。我國東南沿海為30年，是目前這一階段的最高紀錄。
觀察和研究 “人口紅利”的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精闢地提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一優勢逐漸消失時，會被迫進行傳統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調整、加大培訓力度等必要措施，來合理打造勞動力市場和謀求發展轉型。這一時機的出現是必然的“拐點”，人們也稱之為 “劉易斯拐點”。
我國企業界和經濟學界已經基本認定， “劉易斯拐點”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經出現。雖然，經過30多年的有效積累，這兩大區域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極大，也建成了國際社會注目的 “世界工廠”，但包括勞動力工資需求在內的商務成本的提升，也是有目共睹的。加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更高水準的服務需求和品質需求，使得低技能勞動力加快退出市場成為一種必然。而替代者只能是高技能勞動力。這樣，加大技能培訓力度也就是一項自然的戰略選擇，必須在政策設計和企業操作兩個層面上都給予積極響應並形成發展氛圍。
筆者曾經觀摩過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組織、企業積極參與的職業技能競賽，當看到參賽者們一個個興奮、細緻、執著的勁頭，在感動之餘也感慨良多。在現場觀摩時，一些崗位實在是普通極了：點心師、廚師、餐廳服務員、電腦維修工，等等。這些崗位在城市中的地位，如果用森林系統來比喻的話，顯然只是小草而不會是喬木。
不過，小草有小草的價值，這是就業生態的多樣性所決定的。其實，再發達的經濟中心城市，實際上都離不開這些崗位。在東京，手工製作料理飯糰的從業人員就有6萬多人。培訓很嚴格，營養學、美學、禮儀學和食品安全內容是必修課。同樣，考級決定收入，競賽可以獲得榮譽和上升機會。世博餐飲中，最貴的或者說含金量最高的就是日本館的高端料理。而在和我國相當的人口大國印度，民間手工製作的銅器是主打旅遊紀念品，賣出了金價。
在上海，技能培訓也很實在。可以預計，今後上海等中心城市，更多的勞動密集型崗位將由第二代進城務工人員擔當，技能培訓必然是其融入城市的起點。自然，對於一線勞動者來說，除了工資保障、高溫補貼、休息權等尊嚴要素外，他們也需要社會積極評價、崗位榮譽、發展參與等成就要素。而職業技能競賽，無疑就是勞動者獲得成就感的催化劑。換言之：小草，是種有點陽光就燦爛的植物；競賽，就好比是小草型崗位的陽光。只有陽光普照，一線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才能轉為企業競爭力。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再轉型，總有一些崗位屬於製造業、生活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需要不斷地提升勞動技能，只是目前全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特別是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和社區生活社會化的趨勢，更多的生活服務業崗位將會出現，而相應的技能培訓和崗位從業標準也將會陸續出臺。從這個角度來說，勞動是光，技能是熱，技能培訓和競賽則是發光發熱的催化劑，都值得勞動者的殷切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