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史學教授朱維錚3月10日逝世。去年12月15日，他最後一次公開授課，講“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
朱先生畢生學術追求的要義，可用他兩本名著的題目來概括——走出中世紀、求索真文明。這樣一種堅守啟蒙主義的立場，使得他留在世間的最後一課，具備超越大學課堂、超越歷史學問、當為一般公眾所了解的價值。
朱維錚講了什麼？
他講了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的觀念的變化過程；講了作為歷史概念的中國，以及作為政治概念的現代中國；講了夷夏之辨，強調作為一個歷史概念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文化或者華夏文化不是只有一種漢文化，而是包括非常不同的多元文化。
“所以我說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基本上就是統治的民族——或者統治的家族——自居為華夏，把其他的邊疆族都叫做夷狄或四夷或諸夷。這種做法，影響到以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現在看來，我們要認識中國、要認識世界，恐怕有幾條要防止：第一，我們不要把自己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其實這還不是中華民族主義者，而是大漢族主義者；第二，恐怕我們眼睛要向內，最主要的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才能解決歷史上會‘積弱’的東西；第三，恐怕我們在觀念上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現在的許多認知，對中國與世界的認知，其實停留在孔夫子的時代，有的時候，連林則徐、李鴻章他們的認知都沒有達到。李鴻章至少還知道，光是中體西用不行。”
“當然我們要比較，但是這個比較不要有那麼多的偏見。我還是贊成魯迅的話，‘批評必須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認，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評。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認。比如說我們的觀念到現在為止，我們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的認知，與歷史上的夷夏之辨的認知來比較一下，我們有多少跳出當年非常狹隘的觀念？”
事實上，講這堂課時朱維錚已罹患肺癌一年半，他出院不久就堅持要回復旦授課。據熟悉他的人說，那是朱先生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用拐杖。教室在三樓，他沒有讓人攙扶，爬上去後“足足緩了半個小時”。
上海電視臺《大師》欄目對這堂課進行了全程記錄。我們可以看到：“就到這裡”，朱維錚講完最後4個字，起身退場，他仍堅持著不讓學生攙扶，緩緩走進教師休息室。10天后，他入院，再沒能出來。
“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是在朱維錚主持下開設的一門全校公選課，“開了好多年，成為一茬茬復旦學子的集體記憶”。毫無疑問，這是一門優質的通識課程。朱先生和其他幾位授課教師，顛覆性地開拓了學生們的歷史觀。
朱維錚的弟子曾總結過：他化用歐洲的說法，將秦漢之後的中國定性為“中世紀”，而將中國在17世紀與歐洲重新接觸後所走的路，視為一個“走出中世紀”的歷史過程。中國走出中世紀是一次複雜轉型，是中華帝國逐漸走向衰落，一個新興國家逐漸崛起的過程。他還在《求索真文明》一書中提出，乾隆皇帝去世後，中國政治出現轉機，正是在這種思想覺醒的時刻，中國人開始探究哪些才是對未來有用的真文明，哪些問題才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真問題。
有復旦學生回憶起朱先生為他最後一學期的“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講的第一堂課。他談到“我們的教育體制是如何把中國與世界割裂開來的”。
有人評價，朱維錚在這門課裏傳遞的，實際上是一個警告：許多我們的歷史“常識”、我們習慣的思維方式，其實充斥著謬誤。而朱先生尤其值得敬重的，便是他那種對中國的自覺擔當。
朱維錚的課“就到這裡”，他的人生也“就到這裡”，惟願他的思考和求索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