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次次公民質詢資訊公開事件都變成新聞“爛尾樓”，那麼損害的不僅是某些部門的公信力，更將為城市治理罩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上周，北京市民劉巍“較上了真”，他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郵寄了一封《政府資訊公開申請》，要求公開IC卡成本明細及鉅額押金利息去向。“一卡通”每張押金20元，已發行4000萬張，8億元押金到底流向何處？劉巍的追問被媒體報道後，迅速升溫成熱點話題。
無獨有偶，打假人方舟子上周也陷入了“公開門”。與他有關的“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資金”和“科技打假資金”累計接受捐款近百萬元，但沒有公佈詳細支出明細，也沒有明確說法。
仔細分析，這兩件事均由個人“發難”，之後引起媒體或微博網友廣泛關注，知情人士提供更多資訊，於是將事件推向更加公開的境地。在公民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時代，這種追問的廣泛參與，給公開主體帶來巨大壓力，也給擴大資訊公開帶來可能。
然而，這種公開具有特殊性，比如，“一卡通”資訊公開背後是4000多萬張卡片主人，因涉及面廣才備受矚目，方舟子為知名人士而更受關注。但反過來想想，如果公開內容不是萬眾矚目呢？如果公開主體為非公眾人物呢？可以想像，依賴“秋菊陳情式”的辦法要求公開，通過微博和媒體呼籲公開，終究只是“非典型”的手段，不可持續。
不可持續的公開，其效果勢必不甚了了。“一卡通”即為一例。一張卡20元的押金，利息微乎其微，但4000多萬張卡積少成多，數字就“蔚為壯觀”了。更何況，如果這些鉅額押金，被挪用於各種高回報投資，收益會更加驚人，而這部分收益，從不公開，成為監管灰色地帶。因此有人說，利益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事實上，對這樣“道理不通”的利益問題，在2006年北京“一卡通”實行之初，就有媒體呼籲公開明細，也曾成為熱門話題，但最後結果仍然不了了之。就公開“一卡通”押金使用情況，北京市政協委員石向陽曾六次提案，遺憾的是六度無果。
現在，“一卡通”押金疑雲仍在瀰漫，籠罩其間的不僅是多次要求公開的市民，還有“隔岸觀火”的監管部門。“一卡通”收取押金，不獨北京存在。全國各大城市加起來，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一卡通”公司一直三緘其口，其底氣何在？有關部門為何面對公眾質疑置若罔聞，其背後隱藏著怎樣的黑色利益鏈條？不免讓人浮想聯翩。無論從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有關規定來說，還是從保障消費者知情權角度來說，“一卡通”押金使用明細都必須公開。如果一次次公民質詢資訊公開事件都變成新聞“爛尾樓”，那麼損害的不僅是某些部門的公信力，更將為城市治理罩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