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1+1》節目4月10日報道，有央視記者作了一個調查：投遞100封平信到分佈在全國各地的熟人，並通過與收信人聯繫來查看信件最終寄達情況。調查的結果是，其中的33封信沒了下落。據中國郵政集團公司郵政業務客服稱，平信的丟失沒有辦法查詢，並且無法賠償。
平信丟失不賠，聽起來不可思議，卻是事實，而且還有法律上的依據。2009年修訂後的郵政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郵政企業對平常郵件的損失不承擔賠償責任。但是，郵政企業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平常郵件損失的除外。”通常認為，這是郵政部門借助自己的壟斷地位，通過綁架立法的方式讓“霸王條款”披上合法外衣的結果。
這樣的觀點不能說沒有任何道理，但是並沒有看到“平信丟失不賠”的特殊性。平信郵寄之所以“平常”，恰恰就在於它的效率優勢上，寄信人根本不需要履行任何交易手續，只需要將附有足夠郵資的信件投入郵筒，就與郵政部門建立了信件郵寄合同。這種交易的便捷性決定了交易的不可證明性，即一旦發生郵件丟失，寄信人很難證明自己和郵政部門之間曾經訂立過這樣的合同。
既然作為弱勢一方的寄件人在舉證上存在困難，是否意味著可以套用民法上的“舉證責任倒置”，把舉證責任加諸郵政部門，即只要郵政部門無法證明已經按照約定履行了投遞義務，就要對信件丟失承擔賠償責任。這顯然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平信投遞的便捷性，不僅對於寄信人有效，對於郵政部門也同樣適用。
如果要求郵政部門承擔舉證責任，就意味著它要把每一封平信都做成可以跟蹤查詢的“給據郵件”。這不僅事實上取消了平信這種郵寄方式，而且也讓郵政部門陷入“任何人都可以主張其違約”的境地。在“舉證責任倒置”之下，一個即便沒有寄信的人一旦主張郵政部門丟失信件要求賠償，那麼郵政部門肯定敗訴，因為縱然郵政部門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從一個不存在的事實中證明自己承擔過履約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講，平信丟失不賠的法律規定看似不合理，實則有其合理性基礎。因為平信交易的便捷性這一效率要求決定了平信是否交寄、是否投遞等多個環節都具有不可證明性。即便法律沒有相應的“平信丟失不賠”或者有“平信丟失應賠償”規定，寄信人沒有未雨綢繆的前期取證，也很難證明雙方之間存在過這樣的信件郵寄合同。這說明“平信丟失不賠”不是一種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種由於郵政投遞機制決定的交易機制。
或許有人會認為，像央視記者這樣的實驗性調查證明，一些平信丟失的確存在，而且郵政部門在其中也有明顯的失職之責，難道法律就要眼睜睜地放任這種違約行為嗎？要知道，在法律上，誠實信用原則是“帝王條款”，如果沒有誠信履約作為保障，則說明交易是不安全的。沒有交易安全，再高的交易效率、再低廉的交易費用，也不會催生交易行為。正如人們選擇平信郵寄，不僅是因為郵資較低，更因為對郵政部門有一種底線信任。
也就是說，對於郵寄平信這種高效率的交易行為，若要保證其交易安全，即郵政部門一方能夠誠信履約，在法律上規定其丟失賠償責任並不是靈丹妙藥，而應當從重建行業自律、塑造行業職業道德入手解決。當然，這就需要引入強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讓郵政部門的內部運轉機制更規範、約束更嚴格，從而不斷降低高效率之下的平信投遞丟失率，這應該說是比法律規定賠償責任更合理也更有效的約束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