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紀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省紀檢監察機關近兩年查處的一批典型案件。記者赫然發現，此前曾因涉嫌抄襲被廣泛關注的廣州體育學院原院長許永剛，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調離廣州體育學院（4月18日《中國青年報》）。
前幾天看到有媒體報道了“匈牙利前總統因為抄襲事件主動辭職”的消息。對此，我國公眾一方面驚呼于“一篇論文逼辭一位總統”的奇跡；而另一方面，在國內鮮有因為抄襲問題被撤職的案例。至於請辭，更是比較少見。更多的情況是，對於抄襲事件，要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麼不見任何處罰，就是有了處罰也基本等於“隔靴搔癢”。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了因為抄襲而被革職的案例。廣州體育學院原院長許永剛因為抄襲事件，被撤銷了黨內職務和行政職務，並且調離了廣州體育學院。對於廣東省紀委的處罰力度，廣大網友給予了充分肯定，並有網友驚呼：原來對於抄襲我們也可以進行如此嚴苛的處罰啊！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如果每一次被確認為抄襲的事件，相關責任人都能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那麼抄襲現象會不會有所減少呢？
客觀地說，抄襲現象之所以在我國如此嚴重，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科研機構對於學術成果的評價方式存在問題，注重數量而不注重品質、評價機制呆板、形式主義盛行；其二，缺少獨立的學術評價體系，學術文章、科研成果的品質沒有監督者，即便有監督者也形同虛設；其三，對於已經出現的抄襲事件，沒有進行及時糾偏，沒有必要且到位的懲處，沒有做到懲前毖後。以上三個原因，使得當下科研體系之中諸多學者對於抄襲喪失了起碼的羞恥感，甚至拿抄襲當成了家常便飯。對於前兩個原因，需要制度進行慢慢地改良，一時也難以實現；而對於加大懲處力度，現階段的我國完全可以實現。
抄襲成為常見之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抄襲之後司法與行政層面不能進行及時與到位的懲處，指望道德層面完成自我救贖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加大懲處力度，一方面需要紀檢部門加強監督；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候也應該上升至司法層面，對抄襲者實行“一票否決”的政策。相信唯有如此，抄襲難題才能得到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