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濟南一名城管要對一位抱著三四歲孩子的女商販扣留時發生爭執。爭執中女商販抱著孩子給城管下跪,城管見狀也向女商販跪下。事後城管稱，下跪是為了與對方“平等對話”，也怕對孩子心理產生不良影響。（5月6日《齊魯晚報》）
女商販抱著孩子跪求城管，城管見狀以跪還禮。此舉在很多人看來避免了事態的惡化，也傳遞出城管與小販人格尊嚴上的平等。但事實上，身體具象的平等不代表雙方話語地位的平等，“下跪執法”也難以破解城管與小販那漫長的街頭拉鋸戰。不論跪與不跪，中國的社會結構依舊一如既往地痙攣。
在過去，城管與小販的衝突如同宿命，這兩個群體陷入一個互相傷害的死結。城管如果沒有把自己的行為約束在“文明執法”的範疇內，就通不過人們關於道德正當性和心理合理性的檢驗。加上人們對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憎惡，小販往往能獲得民眾的社會支援，一起形成一個譴責城管的心理共同體和輿論陣線。
但客觀地講，城管隊伍的實際情況，和他們的“公眾形象”並不一定相符，也就是說，並沒有像呈現在公眾視野中那樣“壞”。但一些“野蠻執法”的情況，特別是打傷人、打死人的刺激效應，對社會心理構成強烈的衝擊。於是，這種“形象”，通過在公共領域的傳播，也就成為城管整體形象的具象化符號。
城管的這種形象使它付出了巨大的道德成本。無論在心理上如何，在道德上他們確實是“弱勢群體”。2008年，武漢一位10歲的小學生，因為父親是城管，在學校遭到同學的指責和鄙視。有一位城管父親，他感到自卑。
在城管形象的焦慮中，政府採取了溫和的方式，比如加強城管與小販的溝通，增強雙方的理解；比如組建“美女城管”，利用視覺效應來消除城管形象的“污名”；而像廣州、北京等城市，則設立了“城管開放日”，給市民與城管的互動，以及積累情緒的舒緩提供了制度空間。甚至就如同這次在濟南，城管下跪向小販還禮，出發點同樣如此。
然而，即使城管“下跪還禮”，仍不能解決城管體制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就其深層邏輯來說，並不是來源於城管是否文明執法，而是來源於政府在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權力的“城管思維”——對秩序美學的渴望、權力不受制約、按自己的意志對經濟社會結構進行塑造。
小販群體始終是這個體制的“他者”，是權力基於自身的美學秩序和利益所支配的客體，這一權力支配過程，無論是體現在“管理”還是“處罰”上，都是單向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下跪還禮”也就只是以個案存在的道德救贖。而根本上，城管與小販不論是哪一個，都要犧牲自己生存的飯碗來結束街頭的拉鋸。
事實上，一種城市社會秩序的形成，並不能主要由政府強力規劃和整治，它們仰賴於人們，包括小販在市場和社會互動中，在容忍流動性、差異性基礎上的自發形成。這樣形成的城市秩序，既能夠具有社會管理的功能，同時又有持久的活力。
不論是背負生存壓力的小販，還是陷入道德困境的城管，都需要“解放”。尤其是城管，必須從對“人”的管理，解放到對“事”的服務。無論如何，它提供的應該是城市社會秩序形成和穩固的基礎條件，而不是這個秩序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