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認為，國民對收入分配秩序的認同問題是比較重要的：“中國認為自己屬於中層的還不到40%，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下層的佔了將近55%，全世界都沒有像我國這樣的調查結果。當時我們把這種現象概括為階層認同偏下。”
其實，這個問題大約在十年前就已經提出。關於“中產”，中國的特殊國情是：與世界各國的民眾對“中產”趨之若鶩迥然不同，也與世界上眾多媒體或學者對中國“中產”的成長寄予厚望正好相反，中國人對“被中產”、“不中產”的興趣甚濃。
為什麼中國人對“中產”不感冒，也許與上層對這個詞的態度有點曖昧相關。雖然在媒體上、在學術界，大家可以對此討論得熱火朝天，但這個“舶來”的名詞一直在中國社會中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甚至有點“三非”的嫌疑。這一次，李培林教授也還是用了兩個社會學術語——“中層”和“階層認同偏下”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概括，小心翼翼地避開了“中產”這個也許有點敏感的概念。
說起來也很好玩，如果我們查《新華詞典》，“中產”這個詞被釋為“中等財產的人家”，而另一個從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用得最多，且被賦予濃郁夢幻色彩的名詞——“小康”，則被釋為“指家庭經濟較寬裕，過著中等生活水準的生活”。兩者之間，雖然看家庭（人家）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強調著“財產”，後者強調“生活水準”，但關鍵詞恐怕都是“中等”，而且“財產”和“生活水準”之間的密切關係，想必是毋庸贅言的。
歷數我黨歷史上的光輝時刻，其實都與“財產”相關：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再到改革開放時的“包產到戶”，不都是為了幫助人民從無產到有產嗎？在2000多年前，孟老夫子就諄諄教導我們：“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今的社會分配方案，已經討論了8年了，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不知在哪糾結得很。不消說，全國人民都當大富豪肯定是不行的，人民大眾也根本就沒有這個奢望。所以，如若有個“中等財產”或“中等生活水準”，肯定就像《詩經》中所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產”即“小康”，而“全面小康”就是我們既定的要在2020年實現的偉大目標。
在李培林教授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一種焦灼之情。社會學家從專業知識出發，對未來發展看得很明白，如果民眾都不“中層”或“中產”起來，恐怕“小康”就會成為一堆枯燥乏味的數字，而不是明亮鮮活、生猛躍動的生活。再看得遠一點，一個穩定的社會必然是“橄欖形社會”而不是“金字塔形社會”。如果長此以往地“不橄欖”，那麼社會穩定就只能靠強力“維持”了。
對於“階層認同”，社會公眾總是有從眾心理的：如果一個社會以“中產”為主，而且“中產”被認為是社會中堅，那麼大家就都願意聚集到“中產”的旗下。只要有個穩定的職業，有份穩定的收入，那就樂滋滋地向“中產”靠攏。如果一個社會中下階層居多，佔到70%或以上，而且只見物價漲而工資不長，對未來的預期不明朗，那麼大家也就會熱衷“階層認同偏下”，唯恐脫離大多數。因為此時“向下”是水，“向上”是舟，而一旦水發怒是無理性可言的。
8年了，社會分配方案一直在反覆斟酌尚未出臺，用樣板戲中的經典臺詞表述，已經是“別提——它了”。分配不公已經使社會心態極度扭曲，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已經不是在“仇富”，而是“仇”所有比我掙得多的人。網上曬收入，可能你說一個月掙4000元，就會有挨罵的可能，因為大多數人只掙1000元—2000元！你說，你敢“階層認同向上”嗎？（唐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