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關村大街是賣假證者聚集地，一張假學生證收費30元，製作過程不到10秒鐘。老手一年能賺十余萬元。根據法律規定，懷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滿一週歲嬰兒的行為人不被執行行政拘留處罰。因此，為了逃避法律打擊，賣假證者多為懷抱嬰兒的婦女，更有甚者生育6個孩子。(7月9日 《中國青年報》）
這篇報道讓我想起了自己學校門口的那條街。每次路過，總會有人對你喊“辦不辦證”。情景與中關村大街如出一轍，清一色中青年婦女，不少懷抱幼兒作“掩護”。幾百米長的街道，幾乎每隔一兩米就有一個“辦證”的攤位，稱其為壯觀毫不過分。
這裡“辦假證”的“繁榮景象”，本地媒體亦多次揭露，甚或說它已是赤裸裸地存在於每位經過市民眼皮底下，然，數年過去，依然如故。車水馬龍，如織人流的喧囂背後，這一主要由外鄉人組成的“販證鏈”如毒瘤般頑固存在於各個城市。
這些身處街頭的“證販子”只負責“攬生意”，並不制證，作為最低端的一環，他們沒有機會見到背後的“老大”。招呼人買證，然後獲得提成，才是他們關心的。也因此，他們也常成了“貓鼠遊戲”的主角，遇到便衣警察，入獄或罰款，都只能“自認倒楣”。神秘的“老大們”顯然不會有危險。
叫賣式的“售假”並不精緻和隱蔽，竟能在多個城市複製同樣的“繁榮”，實令人費解。不得不承認，在面對帶著孩子或正在哺乳的“賣證女”時，法律出於人性化的規定“不可採取強制措施”，的確令執法部門有些投鼠忌器。然而，如果僅因為這一點，或者說“法不責眾”，就默認了這樣的“醜陋”存在，恐也難以服眾。
至少，在執法的力度和深度上，似還有開掘的空間。目前，不論是對中關村大街還是筆者所在學校附近街道的“販證群體”，相關部門大多是運動式“執法”。心血來潮了，就去“逮幾個現行”，或開車驅趕下，平日裏，卻不願潛伏下來摸清個中利益黑幕。因此，即便偶爾抓住了“販子”，也只是罰款、拘留了事，隔靴搔癢，無以擊中其要害。
實際上，一些媒體的詳細報道，已呈現出這一群體很多“細節和特徵”。專業的執法部門，沒有理由，會做得更差。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售假行為”卻束手無策，亦是另一種“燈下黑”。倘警方能長期“注視”這一“現象化犯罪”，順藤摸瓜，所謂的“帶小孩”或“孕婦”，都不會成為障礙。如此釣出背後的“大魚”，熟稔刑偵技術的執法者，不可能想不到。執法的不彰，也許是在於，對這種“犯罪”，已從視覺和心理產生了懈怠、淡漠，以致無法從精神上將其作為“本職工作”來抓。
再邪惡一點的聯想便是，如此明顯的“罪化”竟長盛不衰，“黑”與“白”之間或否存在某種勾結。一位證販子，曾向我暗示，他們的頭頭有“關係”，不擔心“被抓”。
儘管“紙證化社會”趨勢的蔓延，也間接催生了灰色辦證市場的興起，不是單一的因素釀成，然而，作為執法部門，沉下心來，擺正態度，提高執法的力度和效度，甚至必要時候從自我問責開始，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正本清源環節。（王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