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去年底從越南引進了250棵百歲以上的紫薇樹，每棵成本約8萬—10萬元，首批98棵已集體死亡。引進單位稱，他們正在想方設法補救，最終可能會送到傢具廠。
這些年，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設中引進名木古樹的不止合肥一個城市，在我們很多城市管理者看來，城市的綠化工程要立馬見效果，等不及小苗慢慢成長，於是，銀杏、水杉、香樟等“貴族樹”成了很多城市競相引進的品種。幾年前，有一個海濱城市引進一批名貴香樟樹，結果沒多久便“全軍覆沒”；重慶為打造“森林重慶”，曾從外地大量引進銀杏樹，到了“無銀杏、不景觀”的地步。
“人挪活，樹挪死”，這是常識，古樹之死，表面看是氣候、土壤等水土不服的原因，而背後，城市管理者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設中的理念偏差才是主因。
與引進名木古樹相同，大廣場、大綠地、大立交，還有不斷被刷新的第一高樓，近年來各地城市化進程中暴露的諸多問題讓人目不暇接。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其背後所折射出來的還是一種封閉的城市化思維，城市管理者考慮得更多的還是現有市民階層的福利。只不過，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背景下，這種封閉的城市化思維實在是舍本逐末。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其特殊性。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消化進城務工人員，才是加速推進城市化的首要問題。這1.5億農民長期生活在城市，卻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在戶籍、教育、衛生、社保、低保等方面，如何解決農民進城問題一直遭遇來自城市的強大阻力，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一個特大城市的市長就說，按照該市現有的財政能力，可以讓現有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達到一個中等收入發達國家水準，但是如果把八百多萬農民工加進來，他就一籌莫展。
對於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社會學問題，而是一個廣泛的社會利益調整問題。不同於一些地方政府認為的城市化就是城市發展問題、城市建設問題，中央政府考慮的是如何解決農民進城，為他們在城市生存創造更多的空間。城市化和城市建設如果不考慮這個大背景，移植古樹也好，競逐高樓也罷，都是南轅北轍。
說到底，古樹和高樓都只是為了提高城市居民包括進城農民的生活品質。在中國城市化還有諸多難題待解的時候，古樹進城還是應該緩一緩。（韓適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