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審計發現，12個城市的28個“電子眼”竟然是“私人製造”，收取罰款作為利潤。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稱，之前這種電子眼私有化情況在東莞等地就多有嘗試，由於當地財政不想多出錢，就跟企業合作，讓企業投資安裝電子眼，用監測闖紅燈和超速得到的罰款作為回報。“當時還被作為創新案例。”
可見，這一現象既非個案，也不是新生事物。屢教不改背後其實是不想悔改。眾所週知，公共權力一旦變異為“私刑”，其後果不堪設想。“電子眼”又名電子警察，警示人們遵紀守法，不去闖紅燈，但是如今當起了家丁，自然就不會秉公執法，轉而希望別人多闖紅燈、多超速。報道稱，如果投資者跟當地相關部門串通，調整調速器，很多人可能會“被超速”。
我想，能夠和這一“超速執法”相媲美的就是當年的“釣魚執法”。2009年，上海浦東孫中界涉嫌非法營運交通行政執法事件，車主孫中界斷指以證清白。調查發現，這是一起當地交通管理部門夥同社會人員設置“倒鉤”，故意給駕駛員下套子博取高額利潤，純屬“責任事故”。如果說“釣魚執法”還帶著一些羞羞答答，看上別人還要讓媒婆先探路；那麼“超速執法”則是權錢勾結，直接從後門就入室搶親。後者更為讓人不齒。
無論是“超速執法”還是“釣魚執法”，其實都是“罰款經濟”的翻版。只要有公權私用的動機在，就很難避免利潤最大化的衝動。近年來，在交通安全、工商管理、社會治安、計劃生育、房屋拆遷等多個公共領域，許多民意沸騰的事件背後都不乏“罰款經濟”的幽靈。
何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呢？其背後巨大的利益驅動不容忽視。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研究，各種各樣的收費罰款收入估計總計約為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一。可謂“一筆糊塗賬，一個無底洞，一大腐敗源”。靠掐滅幾個電子眼遠遠不夠，通過稅費改革、規範公權力的邊界，斬斷這個龐大的利益鏈條方是當務之急。
為人民服務和為人民幣服務、公益和市場、電子眼和錢眼本不是一家人，拉郎配的結果只能生出一個怪胎。對政府形像是抹黑術，對經濟發展是負資產。(付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