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近段時間第二次與農民工兄弟一起吃飯。崔永元請150多位北京暴雨中救人的農民工兄弟，我這一桌的多來自山東，他們不太愛說話，習慣性的拘謹。為表達交流的誠意，我向每人敬了滿滿一杯酒，一圈下來我差不多快倒了，但很快融入了他們。一個兄弟喝迷糊了，我問他多大，他好像真忘了，掏出身份證後才記起。
農民工兄弟不缺一頓飯，請飯活動的主旨，不是吃飯，而是交流。我們一邊喝一邊聊，才知道他們最怕的不是加班，而是沒活兒可乾沒班可加，不希望老闆給他們放假；知道他們並不在乎別人叫他們“農民工”，並沒有覺得這種稱呼帶著歧視，但最希望的是受到尊重——所以當被救的人跟他們說一聲“謝謝”後，他們就被感動了，從“謝謝”中感受到了尊重；他們自責：我們農民文化水準低，素質差，有些行為不文明，也難怪會被城裏人嫌。
交流中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們對這個群體有很多誤解，這個群體對外界也有不少誤解。階層之間的距離和隔膜因此產生。
想起一次在電視臺做節目的經歷，那期聊的是留守兒童問題。電視臺請到貴州松桃一個留守女孩，才6歲，可6年中，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只回家看過她3次。聊到這時，現場一位專家憤怒了，情緒近乎失控地譴責這對農民工父母不負責任：把孩子生下來卻不給她應有的關懷，如果沒有做好準備就不應該生孩子，起碼每年應回家一次陪孩子。這位已為人母的專家不明白，陪孩子對城市父母是很平常的事，但對農民工卻非常奢侈。從這件小事中，也能看到階層間的誤解和隔膜，對彼此生活世界的陌生導致了價值觀的衝突。
從現實到網路，中國社會處處充滿衝突的戾氣，動輒攻擊謾罵，動輒訴諸暴力，動輒形成爭議和對抗——深究根源，顯然源於社會斷裂和失衡後產生的隔膜。距離產生隔膜，隔膜帶來誤解，誤解引發對立，對立導致敵意，敵意釀成衝突，衝突又加劇隔膜與誤解，這是一個惡性的死迴圈。
與農民工這個群體之間的隔膜，是中國社會階層斷裂的一個縮影。雖然這個群體每天都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出現在報紙的版面和電視臺的畫面中。可是，最熟悉的往往又是最陌生的，多數人對這個群體其實很陌生。很多時候，我們僅僅只是根據一些刻板的標簽和符號去想像這個群體，固化著既有的偏見認知。媒體帶著先入為主的想像去報道這個群體，人們被媒體報道牽著鼻子走，沒有真正嘗試走進他們的生活，通過溝通來認識這些有血有肉的人，了解他們真正的愛與痛、焦慮和憂鬱。缺少交流，使我們與這個階層雖然每天生活在一起，卻隔著一堵厚厚的墻，歧視和敵意因此而生。
沒有真正的交流和理解，沒有階層之間的融合，再平等的姿態，總會帶著一種讓人不舒服的優越感和矯揉造作。農民工群體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憐憫，不是恩賜，而是基於平等的尊重。交流，傾聽，理解，真正走進這個群體，沒有了陌生，才會有真正的尊重。
中國需要一場階層融合運動。因為不僅城市人與農民工之間，社會各階層間都存在一道沉重的鐵幕。社會失衡貧富差距拉大的大背景，加上對話和協商機制的失靈，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越來越走向自我強化的封閉，階層成為一個封閉的圈子，圈內人才有交流和溝通。階層封閉化的一個表徵是：一事當前，人們習慣按階層分立場，按立場站隊，我們是官員階層，我們是農民工階層，我們是精英階層——階層內是自己人，是朋友，階層外是外人，是“敵人”。壁壘森嚴的階層對抗下，自然是不斷加劇的社會衝突。
化解階層間的封閉和斷裂，需要總體的頂層設計，需要以收入的分配彌合貧富差距的斷裂根源，需要以政治體制改革重建制度性的協商機制——除了這些宏觀的制度安排，像“請農民工吃頓飯”這類實踐活動，也對階層融合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這樣的活動有必要突破局部和個案，以形成一場各階層參與的自上而下的公共行動。官員與民眾的隔膜，需要“吃頓飯”來消除；精英與大眾的隔膜，需要“吃頓飯”來化解；學者不僅與業內同行交朋友，也應該多與底層百姓交朋友；城市人的飯局，不能都是同事和“死黨”，也應該請經常出現在你生活中的環衛工人、建築工人、家政工人一起吃頓飯。
當有一天，官員能與百姓、富人能與窮人、城裏人能與農村人坐在一起吃頓飯，我們的飯局不僅是圈內人的聚會，我們的朋友不再以階層劃分，我們的微博關注告別自閉的“人以群分”，中國社會才真正融合成了一個大家庭。這是馬丁路德金的夢想，也是我的夢想。（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