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白沙黎族自治縣兩名教師因超生第三胎子女而被開除公職，還面臨著黨內處分和罰款。此事再次引起人們對計生政策的批評：有錢人只要交得起“社會撫養費”，往往可以想生幾個就生幾個，在同樣的生育資格條件下，窮人不僅無法承擔“社會撫養費”，超生後還面臨其他風險──計生政策造成富人和窮人生育權的不平等。（《中國青年報》9月2日）
對違反計生政策者收取“社會撫養費”，其實在現行政策下有其合理性。計生問題屢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在政策執行中不恰當地強制引產、強制採取醫學性節育措施，這些都受到了強烈批評，有官員甚至為此承擔了法律責任。而“社會撫養費”，通過增加生育成本的方式讓公民主動節制生育，是最不壞的選擇，也是計生政策在執行中不斷自我修正的結果，至少目前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法。
同樣的“社會撫養費”，對富人和窮人產生的影響當然不一樣，於是造成富人和窮人在生育權利上的事實不平等。但是，不能因此在處罰富人超生時，就採取不一樣的尺度。有人建議，解決富人、名人超生問題，可考慮用更多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收費處罰”進行補充，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範圍，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個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現實執行中，不但計生部門界定名人、富人的執法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富人承擔了不同的法律後果，這增加了富人的義務，而且可能侵犯富人的隱私。
然而，同樣的超生行為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這在現實中也確實存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縣被開除公職的兩名教師，其“社會撫養費”肯定少不了，他們甚至還為此丟掉飯碗。對於這些長期在單一工作崗位上工作的人，缺乏其他工作技能，其被開除公職後面臨的生計問題更為嚴重，這比罰款嚴厲得多。這類現象在各地普遍存在。
可這種制裁，卻不是所有超生者都會領受的，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農民等群體，就不存在被開除的問題，超生時交錢就能了事，這明顯屬於同事不同罰。計生政策之所以在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中執行得好，皆因“開除”威懾力巨大，公職人員在生育自由度上是不平等的。
同事不同罰還存在於各地對超生的處罰尺度不一樣。《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徵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由於嚴寬不一，不同地方，同樣的人口密度和資源承受條件，處罰力度可能大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方的規定，也給執行人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造成不同的人超生，繳納的“社會撫養費”不一樣。
計生政策中的同事不同罰，造成公民權利的不平等，而且不利於計生政策的執行。因此，有必要統一處罰措施，比如規定只能收取“社會撫養費”，禁止其他處罰措施；“社會撫養費”的收取標準，還應由中央某一機構集中審核。
至於“社會撫養費”造成富人和窮人生育上的事實不平等，這可能是制度的通病。同樣的選舉權，富人和窮人會因為爭取選民的能力不同而獲得不同的競選機會；同樣的法定權利，富人和窮人會因為維權能力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後果。事實上，就是像有些人所呼籲的那樣，“把自主生育權歸還給公民”，同樣會是富人可以多生。既然不實行生育控制也是這樣的效果，說明解決之道在計生政策之外，比如調節收入分配、消除貧富懸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