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愛國遊行，打砸同胞財物——到底是什麼原因，這些同胞會做出如此親痛仇快的事情來？在央視《新聞1+1》節目中，有兩類參與打砸的人員，一類有犯罪前科，他們參與到遊行人群中，本來就不是出於愛國目的；另外一類，是因為頭腦發熱，情緒失控，受別人影響而參與打砸的。
這裡著重說第二類。這些人在參加遊行前，在參與打砸前，沒有違法記錄，是人們通常說的“好人”。《新聞1+1》的主持人董倩說：為什麼這幾個人會在愛國遊行的時候做出這樣的舉動？其中有一個人說，看到別人的情緒很激動，自己也失控了，激動。還有一個人，他說情緒激動。還有一個人說看到別人做，自己也做了，因此，盲從和情緒失控是這三個人共同的情況。
其中的李某，1982年出生。他本來的確是個“好人”——他是深圳福田區的一名義工，“我沒事就去醫務站做，或者去皇崗口岸疏導交通，我也是有愛心的人”。但是，9月16日這天，他呈現出另一種面目——“我當時也朝防爆車衝過去，踢車側面，我看到地上有一個木棍，就拿起木棍要把車門撬開，但沒有撬成功，於是就對著車的左反光鏡砸，結果鏡子被我砸壞了。”一向是個好人，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暴徒，為什麼？“當時也沒想太多，可能就是年輕人腦子一熱，一時糊塗，做出這種傻事，事後我就特別後悔。”
李某只知道自己是義工，他願意知道自己是義工。但“義工”只是他的一部分，說明他有基本的善良，而這善良很脆弱。“義工”只是李某身上比較表層的一個部分，不是基本部分。
李某的基本部分是什麼？“看到別人的情緒很激動，自己也失控了”；管不住自己的情緒，管不住自己的行為；之所以“盲從”，是對“別人的情緒很激動”沒有判斷，不會判斷；沒有判斷能力，頭腦裏沒有判斷工具。什麼是“判斷工具”？價值觀。什麼叫“愛國”？什麼叫“權利”？別人的車，是別人的財產，李某也許知道什麼是財產，但從他的行為看，很可能他的知識範圍裏沒有“財產權”概念。這些知識、意識，是基本的判斷工具，會判斷，才會控制自己的行為，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更何況李某當時所處的環境很特殊，那麼多情緒激動的人集中在一起，夾雜著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口號，每個人的表情也是平常見不到的——各種聽覺、視覺因素組成了一個特殊的環境，讓人脫離了往常習慣了的世界，一部分人很容易在這種新鮮感、陌生感的暗示下，心理和行為都可能脫離慣常的軌道，脫離原先的觀念對行為的控制，完全被眼前這個特殊環境裏的“主流”行為所裹挾。當暴力行為成為一種集體意志，本來就缺乏獨立意識者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考慮個人責任了，個人意識完全喪失，暴力行為就會呈現出預料不到的烈度。“革命”的風聲傳到鄉下時，阿Q覺得世道要變，情不自禁唱起“手執鋼鞭將你打”，並遐想如何霸佔財物與女人——無須思考，暴力就成為他的第一選擇。這段描寫，是魯迅對國人靈魂的觀察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