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溫嶺虐童案當事人顏艷紅被警方釋放。當天溫嶺市政府新聞辦向媒體發佈消息稱，警方認為顏艷紅不構成犯罪，依法撤銷案件，對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處罰，羈押折抵行政拘留。日前，顏艷紅已外出打工，但拒絕道歉。(11月21日 《新京報》)
不管對顏艷紅的虐童行為多麼義憤填膺，如果尊重和認可法治的精神，那麼必須承認，溫嶺警方的做法，恰恰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在辦事。法治的一個基本支柱是罪刑法定，只要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任何人都應該作無罪推定。不管是尋釁滋事罪還是故意傷害罪，當事人的行為要構成犯罪必須具備“情節嚴重”的要件，而顏艷紅的行為雖然“性質惡劣”，卻算不上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情節嚴重”。
對此，很多人都在感嘆，當事人之所以能夠被無罪釋放，還是因為我們的法治不夠健全完善，如果我們的法律明確規定了“虐童罪”，還會有今天眼睜睜看著當事人被無罪釋放的結果嗎？不要說這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即便我們的刑法中有“虐童罪”，恐怕也難以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正如有法律專家分析的，即便在刑法上規定“虐童罪”，也要加上一個“情節惡劣”。在本案中，即便符合“虐童罪”，仍然要考慮情節是否足夠嚴重。
這意味著，即便在法治健全完善的情況下，法律也解決不了所有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種“保守的力量”，它更多的是在總結既往經驗的基礎上為社會設立規則，卻無法充分和全面預測未來，因此有一種說法是，法律一制定出來就已經落後於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法治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最不壞”或者“最理性”，是因為它把很多的東西放逐到法治之外，交給社會的其他規則去調整。
一事當前，首先想到刑法，試圖通過設立刑法上的罪名去遏制和懲戒某種行為，是一種重刑主義思維，即相信法律是萬能的，法律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但事實上，由於文化傳統、立法技術和執法成本的原因，即便是那些看起來法治已經相當健全完善的國家，法律也會有諸多鞭長莫及的“空白地帶”，而這些要由社會習俗和道德輿論等去調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規範的調整，較之嚴厲的刑法，應該對當事人更有威懾力。
以“虐童案”為例，即便沒有“虐童罪”或者“虐童罪”不足以制裁當事人，只要有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或者職業倫理規範，也會給當事人以更為嚴苛的懲罰。比如，教師職業行為規範可以規定，出現這種現象的人，終身不得擔任教師；再比如，實施這些行為的人，其行為會被社會記錄進誠信檔案，當其去應聘其他工作時，就會因為曾經的“不端行為”，而被視為不值得信任的人，從而可能四處碰壁。
當然，這就要求在法律規範之外，必須有一套比較健全的職業道德規範、社會誠信守則等規則體系，來對那些無法或者難以納入法律調整範圍的行為進行約束。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規則，把一切問題都交給法律，不僅法律會因為承受了不該承受之重，而變得不堪重負，而且法律的威信也會大打折扣——— 當不屬於法律調整的問題，都強行納入法律調整的範疇，其結果就會讓法律變得形同虛設，甚至在面對其應該調整的問題時，也會變得底氣不足。（志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