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出生於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學五年級以後就輟學務農了。 21歲入伍，26歲開始發表作品，之後再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多年的務農、入伍經歷，讓其早早接觸社會，不斷積累起課堂上學不到的文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基礎教育不足的缺憾。
雖說莫言的輟學，更多是出於一種無奈，但他的教育經歷，卻給我們許多啟發。比如，學校教育、分數排名並非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徑，至少，加強和推進素質教育迫在眉睫，該是重要的議題之一。 1952年，愛因斯坦應一名教育編輯的請求，就青年學業負擔過重問題，寫了一份聲明，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愛因斯坦認為，“教育應當使所提供的東西讓學生作為一種寶貴的禮物來領受，而不是作為一種艱苦的任務要他去負擔”，“太多和太雜的學科（學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過重負擔，大大地危害了這種獨立思考的發展，負擔過重必導致膚淺。”
然而，說加強和推進素質教育，又何其難矣。誠如一些教師、專家所說的，對於中小學而言，內有應試考核，外有家長期待，素質教育並非“不想為”，而是“不敢為”，事實上，也“難以為”、“為不了”。想想也是，不改變應試教育的模式，圍著分數轉，圍著升學和高考指揮棒轉，結果是家長期望高、孩子學得苦、老師教得累。在這樣的環境裏，又怎麼加強素質教育？當教師的積極性、創造性、主動性受到禁錮時，能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亦可想而知。
2002年，從北大退休的錢理群教授，為助推素質教育而再次投身中學教育。教了大半輩子大學生的錢教授，極為重視給中學生的講課。他在北京備了兩天課，並提前4天來到南京。他回憶，一開始，學生踴躍報名，課程的品質和氛圍都極佳，每堂課學生都聽得極為認真，對課後作業也表示收穫很大。但好景不長，聽課的人漸漸少了下去。一位學生在寫給他的信裏說了實話：“錢教授，我們不是不喜歡聽你的課，而是因為你的課與高考無關，我們的時間又非常有限，我們寧願在考上北大以後再毫無負擔地來聽您的課。”錢教授試圖“改變人心”，但“糾纏”十年卻得到“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感受，足見應試教育這“攔路虎”的厲害。
在今年的教師節大會，溫家寶總理指出：“要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當前迫切需要把教育從應試和高考指揮棒下解放出來，解放學生、解放教師、解放學校。只有這樣，學生、教師、學校才能按素質教育的要求去學習、去教學、去管理，真正提高教育品質。”可謂有的放矢，一針見血。“按素質教育的要求去學習、去教學、去管理”，關鍵在於改變過去以學業成績為單一標準衡量學生的做法，引導關心學生全面成長。最近，上海市教委提出要進一步構建並完善中小學生學業品質 “綠色指標”。除了學業水準外，“綠色指標”還考察學生的品德行為、身心健康水準、學習動力、師生關係等。事實上，只有 “進一步改變用單一的分數標準特別是主課成績評價學生‘優劣’的做法，改革高考指揮棒以一把尺來衡量所有學生的弊端”，才能有效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也才能讓家長、社會對學校的評價更趨全面、多元、科學，並緩解普遍的擇校現象。誠如斯，教師因不被分數所困才能享有創造的自由，並真正成為育人者，而素質教育也才能真正推進。
前不久，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表示，“教育家就是以做教師為事業而非謀職業的人，這樣的教師才會有教育改革的熱情，有深刻的思想、有奉獻的愛心、有專業的學識、有道德的自律。 ”她同時指出，“我國目前處於一個迅速發展和重大轉型的時期，教育工作者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正確的理念、大膽的實踐和執著的追求”。中國當下和未來的發展，呼喚一大批教育家和優秀教育工作者脫穎而出，也同時呼喚教育的改革創新。對中小學而言，只有深入推進教育改革，紮實推進素質教育，“解放學生、解放教師、解放學校”才能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