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國高揚反腐大纛，外界好評如潮。最高法與最高檢年底聯手出擊，公佈《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解釋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司法此番祭出重手，對行賄者不再姑息養姦。
若問各類腐敗犯罪，哪一種案件數量遙遙領先，洞見觀瞻？答案倒也簡單，當然非賄賂罪莫屬。因其涉及官員廉潔與否，攸關民心向背，牽動各方神經，影響政權穩定，向來成為刑法打擊重點。
不過細究法條，1997年新《刑法》中，行賄罪最高法定刑為無期徒刑，卻與受賄罪最高刑死刑，不可同日而語。此外，立法者特意網開一面，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何者為輕，何者為重，一目了然。
司法實踐中，重辦受賄，輕辦行賄怪象叢生，負面效應不一而足，有識之士多憂心忡忡，不以為然。君不見，受賄罪相較行賄罪，無論是立案數量，還是處罰強度上，前者遠遠超過後者。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賄賂案件9872件，其中行賄案件僅為1367件，佔總數13.8%。2003年1月至10月，廣州市兩級法院共受理賄賂案件136件，其中行賄案件僅28件，不到總數零頭；2006年上海市檢察機關立案查處貪污賄賂案件446件，行賄案僅47件。
去年6月7日《人民法院報》刊出調研報告，“2009年到2011年中，江蘇省常州市兩級法院審結受賄案件為70人、76人、63人，但同期審結行賄案件卻為3人、10人、7人；從行賄犯罪的量刑情況來看，有期徒刑3人、緩刑11人、免刑6人，緩刑免刑比率高達85%……”數據會說話，兩相對比，格外刺眼。難怪，鋃鐺入獄的受賄者，想到逍遙法外的行賄者，常大呼不公，徒嘆奈何？
曾記否，深圳市安遠集團董事長陳族遠，向雲南交通廳長胡星行賄3200萬元，創造當時行賄金額全國紀錄。讓外界大跌眼鏡的是，2007年，胡星被判無期徒刑，這位民間有“行賄狀元”稱號的老闆，卻全身而退，萬人如海一身藏。當地司法部門對是否追究行賄人刑責，“諱莫如深，保持緘默。”有何難言之隱，頗值玩味。
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趨勢嚴重，行賄人行賄的金額比法律規定的立案起點一萬元，高上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多，卻鮮有定罪。坊間甚至不乏為行賄者辯護緩頰之聲，如行賄者多被逼無奈，也是受害者，應從寬發落云云。
反腐專家任建明拿出數據，攤在陽光下，痛批此論調荒謬。根據長期調查結論，行賄者普遍會獲得10倍于投入的回報，也就是說，行賄的回報是投入的1000%。在一項交易中，獲利最多的不是受賄官員，而是行賄者拿到了收益“大頭”。如此看來，行賄者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不言而喻，焉能一味曲意回護？
放眼國外，各國反腐立法，行賄者入罪嚴懲已成趨勢。對二者打擊力度之拿捏，各國立法略有不同。有採用等同制的，如法國刑法第179條，義大利刑法第321條；有採納行賄輕刑制的，德國刑法第322條和334條，日本刑法第198條；瑞士刑法第288條和315條。還有對法官受賄及行賄特設重刑者，如德國刑法第334條，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130條。一言以蔽之，行賄與受賄者同受懲治，對行賄宣戰，行賄零容忍乃普遍共識。
近年，媒體爭相報道一起大陸公民境外行賄案。2006年12月，一名內地女博士生，行賄香港城大老師，希望漏題。老師不假辭色，第一時間向廉政公署舉報，女生被法院以行賄罪判刑六個月，國人震驚不已。法不容情，對行賄露頭就打，引發深思。
不打擊行賄，就不可能遏制受賄，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減少賄賂犯罪。可喜的是，2012年最高檢工作報告透露，去年檢方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對4217名行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比增加6.2%，未來前景可期。
行賄不止，賄賂難除！行賄戕害國家公務人員廉潔，攫取大部分腐敗收益，給國家與民眾帶來莫大損失。面對囂張的行賄者，法律大棒再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勢必危害法治尊嚴和社會公平。期待立法者織密法網，司法者重拳出擊，全社會凝聚共識：向行賄者說不！行賄零容忍！（俞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