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體制暢通,醫生、醫院、藥商、藥品生產企業等角色在其職責範圍之內從事醫藥事業,才能擺脫利益的掣肘,不至於對降價利好進行層層截流
8日,國家發改委稱,從今年2月1日起調整呼吸、解熱鎮痛和專科特殊用藥等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共涉及20類藥品、400多個品種、700多個代表劑型規格,平均降價幅度為15%,其中高價藥品平均降幅達到20%。(1月8日《北京晚報》)
最近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陳竺一句“居民醫藥負擔仍較重”,可謂中肯地指出了醫療衛生事業問題所在:畢竟,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首要表現即為藥價高,超出了民眾的支付能力。針對這種局面,新一輪醫改的方向也相對明確,比如藥品招標制度改革、付費方式變更、新版基本藥物目錄出臺等,都旨在降低藥品終端價格。在這個大的改革背景下,對大批藥品實行降價,無疑釋放出新的利好。
通過國家的價格調控直接給藥品降價,同樣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當然也是減輕看病負擔最直接、最立竿見影的方式。現在有些藥品價格過高,部分是因為在冗長的流通成本之外,藥品價格裏還存在不必要的水分,這個按照目錄降價的過程,是將這些水分擠出來的過程。
不過,要看到,擠出藥價的水分與看病負擔減輕,是兩個概念。醫療市場相對特殊,它跟普通的商品或服務市場不同,不是說產品價格降了,消費者通過購買,就能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利好。這一批次的降價藥品多為臨床用藥,臨床用藥意味著患者不能自由購買選用,那麼,降價的利好能不能最終傳導到患者手中,牽涉若干向上的關聯環節,比如這批藥能不能被醫生寫入處方,在不在醫院的採購範圍之內,甚至說,藥商企業會不會繼續生產,等等,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預設前提。換言之,藥品降價的實惠,有可能經過流通環節的層層過濾,到不了患者手中。
其實,這正是當下醫藥事業的困境所在。目前,國家發改委指導下的藥品降價,大大小小已經有接近三十輪,降價累進幅度和覆蓋面,理論上是相當可觀的,但患者的實際看病負擔,很難說已經穩定在了較低水準,其中關鍵在於,藥品降價是在一個不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上進行的,降價效果最直接,但是卻沒有打通體制的病灶,降價效果也最容易被消解。所以我們看到,藥品降價時不時在進行,但因為利潤空間的壓縮,有些藥品改頭換面以新的包裝、價格出現,有些藥品則從醫生的處方和醫院的採購目錄中退出,有些藥品在降價同時也降低了品質,還有不少低成本但市場需求量大的廉價藥直接退市,藥品降價的利好被這些因素稀釋殆盡,陷入“一降就死”、“一降就沒”的局面。
因而,藥品降價的實惠要真正被患者享受到,離不開一個基本前提,即整個醫藥衛生體制是順暢而良性的,只有體制暢通,在這個體制之下的醫生、醫院、藥商、藥品生產企業等角色,才能擺脫利益的掣肘,在其職責範圍之內從事醫藥事業,不至於對降價利好進行層層截流。當然,這種局面的到來,只能依賴新一輪醫改的深入,通過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組合拳,為藥品降價提供制度兜底,有制度兜底了,藥品降價的利好傳到百姓手中,自然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