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學者常有中國人“仇富”的論斷。然而，在社科院專家張車偉看來，社會財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徑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體或者個人的口袋，這才是本源（5月20日《中國青年報》）。
很多時候，人們習慣用一種標簽化的東西簡化認知。比如，仇官思維、仇富思維。儘管，這種標簽化的認知簡單、精煉，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增加人們認識的效率。但是，這種標簽化的認知也因為其簡化而存在以偏概全，甚至是扭曲、誤解的可能。以仇富為例，這個詞從表面上看，意思是人們對富人、對財富的羨慕嫉妒恨——羨慕嫉妒別人有錢，同時痛恨這種差距，乃至痛恨富人，無緣由的痛恨，只是因為財富而痛恨富人。
一旦對仇富產生如此簡單化理解，對一些輿論就會產生偏見，哪怕這樣的輿論只是對財富來源產生疑問，只是對公平的際遇有所訴求。在簡化的理解中，這些正當的輿論都會被解讀為嫉妒財富，嫉妒有錢人。似乎，所有的財富都是無需追問其合法性的，所有的對財富和有錢人的看法和質疑都是仇富的。結果，不僅一些輿論被曲解，富人與其他群體之間也陷入了無法融合和交流的狀態，而且一些社會問題和常識也被掩飾——所有財富都必須是乾淨的；所有奇跡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才能勵志。
同樣，對仇官輿論的解讀也是如此。儘管，很多輿論的確充滿著對官員的偏見。但更多時候，人們質疑的確是因為官員本身留下諸多的疑點。人們只是有疑而問。就像，此前輿論對“火箭式提拔”的疑問一樣，人們去質疑那些火箭提拔的“官二代”，並非是因為對官員充滿猜疑，也不是對官二代充滿歧視，而是因為這種火箭式提拔難免給人以瓜田李下的感覺——恰好打破了常規，恰好其親屬中有官員的背景。所以，有著監督權利的公眾必須質疑。這是他們的權利，與仇官無關。
因此，厘清仇富、仇官看似是一種概念的辨析，但其實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第一重要的，就是對輿情的正視。輿論當然有非理性的部分，但是輿論也是針對現實的一種公眾意見，包含、隱藏著公眾的智慧和期待。面對這種意見該如何解讀呢？一種解讀的方式是選擇性解讀，只看到輿論中非理性的地方，一味地放大輿情非理性的弊端，從而全盤否定輿論，並放棄對輿論中正確因子的吸收。一種解讀的方式是全面地看待輿論，並明白輿論對於自身的意義所在，知道接受輿論監督是一種義務，因此能夠積極地回應輿論，接受輿論的監督。顯然，後一種應對輿論的方式更有利於輿論的發展，更有利於自身的發展。否則，其結果必然是遠離輿論，遠離公眾的期待。（李劭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