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浙江的百餘噸“毒油”被傾倒在宿州市埇橋區的一個小山村，案發後專案組前往“毒油”囤積地——浙江松陽縣尋找“毒企”。松陽縣承認“毒油”出自該縣，並願意替“毒企”支付賠償費用，但未透露“毒企”的名字。（6月3日《新安晚報》）
“毒企”千里奔襲只為“倒毒”並不是孤例，但是政府出頭替“毒企”善後卻是第一次。異地“倒毒”充滿主觀惡意，恣意危害環境，理應受到重處。而政府願意為之買單，並拒絕透露“毒企”的身份，自然是赤裸裸的包庇，對企業來說則是變相的鼓勵。
這看似失去理性的瘋狂舉動，未必沒有扭曲的思維邏輯。在環境與發展的矛盾中，“有毒的GDP”向來是政府難以割捨的難題，最優選擇自然是把“毒”留給別人，把GDP留給自己。這也是為何一些地方地下排污，或者江河直排屢禁不止的原因。
政府買單賠償不過是“唯GDP”價值的根深蒂固，別人的環境權益是其他政府的責任，別人的群眾有意見與己無關，萬一齣了問題，大不了花錢擺平，足見地方政府社會責任與擔當於此徹底淪喪。政府買單賠償比“跨省倒毒”更毒。百餘噸“毒油”跨省傾倒，足以證明該企業不堪污染處理的重負，異地倒毒或者就地排放，或許就是常態了。這些情況如果說地方政府不知情，顯然不靠譜。
一味批評政府無視公共倫理，倒不如反思這些地方何以會投身於旁門左道。自然，一是“唯GDP”的強大政績評價慣性；二是法律堵不住故意污染環境的惡行，排污的懲處成本、機會成本，要遠小于治污的投入成本。
建立法治政府，鞏固政府的執政倫理，有法可依是前提，政府買單“跨省倒毒”賠償儘管極端，而缺少法律屏障，出現的思維荼毒卻是必然。防止對污染排放的縱容，一方面要修正政績評價標準；另一方面要健全污染環境法律法規，降低入罪門檻，有序推動環境公益訴訟，提高惡意成本，形成多方利益制衡。（房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