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人大一位主要負責人給媒體發短信爆料，酒後摔孩子的郭增喜，在關了15天禁閉之後，應該還在他的崗位上，行使著“忠誠衛士”的職責。
至今，發短信的人大負責人，還不敢對媒體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原因是，郭增喜家“勢力不小，我應該為自己的基本安全考慮”。
民警郭增喜背後究竟是什麼勢力、這股勢力有沒有轉化為瞞報的壓力，當地部門應該給社會一個誠實的交待。但是，從這位人大負責人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豁出去姿態來看，郭增喜個人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張羅得了太大的局。這位人大領導說，在林州，“知曉這事的範圍肯定不止公安機關係統內部了，很多部門的很多領導都應該知道了。可為什麼沒人把這事說出來？”
更令他不可思議的是，郭增喜的事情捅出去之後，“很多部門領導來找我，公檢法（司）都有”。他曾經質問一位副檢察長：郭增喜摔別人孩子的事，性質這麼嚴重，為什麼公安機關不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也不進行必要的司法監督？這位副檢察長說，我是科級幹部，是組織部直接管理的幹部，誰也不能隨便管我。
人大法大，不如官大權大。這是林州民警郭增喜摔嬰案，擺在我們面前最大的現實。
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法律賦予人大代表有著監督權。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林州，在郭增喜案中，人大監督權，必須服從於權力的職務大小。“勢力不小”四個字，放在法治的天平上，分量可以重到讓一個殘暴的摔嬰警察能夠逍遙法外，可以讓包括公檢法（司）在內的所有領導視而不見，可以讓一地的人大重要負責人無法正常行使、也不敢正常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力。如果這個勢力便是權力，那麼，這便是一股惡勢力，惡權力。它可以惡到幾隻手一齊遮天，一齊將法律和正義按倒在權力的膝下，讓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受害者一家受傷又受辱。
這是權力與勢力聯袂強加給社會的暴力，強加給法治監督的暴力。在這個捂蓋子的過程中，這種力量的聯袂，已經遠遠超過了民警郭增喜酒後摔嬰本身帶給社會的傷害。
“人遲早有一死，對不對？只要對得起良心、良知，我覺得做什麼都值。”在被問到是否擔心遭報復時，這位爆料的人大負責人如此回答。
不能憑藉法律賦予的權力，只能憑藉做人的良知，憑藉媒體的力量，這是這位人大負責人的尷尬，更是法治的悲哀，民眾的不幸。
捂蓋子的比摔孩子的更可怕。調查林州民警摔嬰案，如果不把重點放在查處那些捂蓋子的遮天權力之手上，頂多只是就事論事，還給受害者一個安撫人心的“私道”，它與真正“公道”、與法治社會的標準，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人們有理由繼續擔心，今天警察不摔孩子了，明天不知道別的什麼有權有勢的人，發生個什麼讓人蒙在鼓裏的事情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