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講學。他開始充滿好奇的交流願望被一種厭惡情緒所替代，在梁啟超、丁文江給他舉行的餞行宴席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 “坐而論道”不以為然，一再強調知識分子應有的實踐精神。羅素贊成的實踐方式是：每天前進一寸，不躁不餒。他說，中國需要有 “一打好人”，敢於承擔責任，敢於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
我覺得，羅素看到了中國文化人的一個毛病。直到今天， “坐而論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還是根深蒂固，它們似乎已經融化在我們的血液中了。一位老報人在20世紀40年代就指出：看今日中國社會的通病，就不能不承認大多數國人 （主要指知識分子）之好高而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以至我們多少事，唱了多年而無結果，或僅有外表而無實際，花費了許多金錢、時間、精力，而與實際的民生一無裨益。
我以為，五四時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真正進行反省的時期。當時的科學家任鴻雋曾批評中國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功夫”，不如西方科學，“在事實上做功夫”；王國維、陳寅恪也一再講中國人是“實際的，而非理論的”，都有這層意思。這個特點與中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理念一脈相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中國特色。
做學問並不是為了學問本身，也不是為了用學問服務於社會，而是拿學問作為換取世俗地位的籌碼。前些年，我國有關機構曾對城市居民作了一次關於 “最喜歡的職業”的調查，結果是，絕大多數的人最喜歡的職業是 “做官”。如果今天做這個調查，結果如何或許只要看看考公務員的規模就知道了。我以為，幹某件事的目的如果不在這件事本身，而在另外某件事上，如結婚不是為了愛而是為了錢，那就叫世俗。而生命的本質在於，幹某件事的目的就是這件事本身……而今天，我們都可以問問自己，我們選擇某一個職業、做某件事情，是因為愛而選擇它嗎？
關於這一點，我國著名報人趙超構先生說得透徹。他指出：太會做官是中國人的大毛病。研究學問是一件事，做官又是一件事。理論與實踐最好不必統一，做官的如果認真起來，一定要把研究的學問（科學的真理）見諸現實，則不免有點傻氣，馬寅初便是這樣的“傻官”。 相比之下，“坐而論道”容易得多，你可以天馬行空，無需用實踐論證它的正確與否。在這種精神氛圍中，何以可能產生求真求是的科學態度？知行何以能夠統一？
當一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年輕人把做官看作是人生價值的最高體現，甚至是唯一體現時，不免讓人憂慮。雖然，離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進博物館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必須變化，做官只是一種服務社會的職業選擇。到那個時候，官本位會逐漸讓位於商本位、學本位和其他本位，歸根到底就是人本位。（柳延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