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央部門和一些地方近期陸續公開了2011年預算，且今年預算公開的範圍和深度進一步加大———北京市已經公佈公車支出資金，但大多數被認為“不適宜”公開的預算條目仍隱藏在名為“其他支出”的大類裏，其中包括政府人員工資以及行政成本等。
民眾與輿論要求預算透明化的呼聲如此強烈，在持續不斷的民意發酵中最終讓預算大門露出了一絲縫隙，部分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預算公開即為明證。但是，“其他支出”則讓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複雜事實———地方預算公開“躲貓貓”依然擁有其生存土壤。
迄今為止，公眾輿論與政府部門之間有關預算公開的互動，依然停留於民聲“求”官意的格局，也即是民眾只能通過表達意願的途徑，等待政府部門自行釋放善意回應，這完全取決於政府部門的單方面決策。
難道除了單一的表達訴求外，民眾就無法獲得讓政府預算公開化的剛性手段？其實，我們早已有法可依，1994年3月2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不過隨著時代發展，“預演算法”卻存在制度設計層面的某些缺陷，導致類似“其他支出”的個案，可以獲得“預演算法”的字面闡釋而“合理化”出現。
比如，“預演算法”中沒有就“其他支出”一項作明晰規定，“預演算法”只標明，預算支出除了經濟建設支出、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發展支出、國家管理費用支出、國防支出外，對“其他支出”一項沒有進行界定。究竟什麼樣的支出算“其他支出”，什麼樣的支出又不能歸類于“其他支出”，含義模糊導致有可能任何一項支出，包括政府人員工資以及行政成本等可以歸納入“其他支出”，這也是符合“邏輯自洽”的，但問題是這種語言代表的邏輯並不符合公民的權利邏輯。
“其他支出”的邊界定義不清等於賦予了執行者過於寬泛的自由裁量權。單單手握這一項的執行者即使迫於形勢做政府預算公開，也照樣能夠玩起預算公開“躲貓貓”，再高明的捕手都無法獲得起碼的資訊。預算公開“躲貓貓”並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當民眾試圖尋求法律上的支撐時，卻發現在“預演算法”的制度入口就存在嚴重悖論，而這一因法律界定模糊導致的執行偏差，甚至被利用為故意的法規誤讀，又何止于預演算法及預算公開“躲貓貓”這一領域？
預算公開“躲貓貓”折射“預演算法”缺陷，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人大重新審議17年前制定的“預演算法”，通過充分論證調研，汲取民意與社會發展需求，根據政府預算公開透明化的發展主旨，對“預演算法”中那些不符合當前與未來發展的設計缺陷予以修正完善，讓“預演算法”與時俱進，切實發揮從法律上督促政府有關部門履行預算公開職責的作用。
不過，僅僅靠完善“預演算法”來實現政府預算公開的法制化，依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從更宏觀的法治建設上，包括強化民眾對政府包括預算公開的監督權力，比如在“預演算法”中規定除了人大之外，民眾也享有要求政府預算公開的質詢權、監督權與參與權，政府如果拒絕公民的以上權利訴求，有關責任人將承擔何種法律代價，輿論監督對預算公開及走向的參與力度也應獲得相應保障，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杜絕預算公開“躲貓貓”的監督乏力尷尬。（畢 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