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開始，在武漢市直行政單位，進行著一場清理公務員津補貼的行動。公務員們被要求退還2007年至2009年間多發的各種津補貼，保守估計，總額有數千萬元。其中，一市直機關每人平均應退還金額7.39萬元。（《新京報》5月3日）
此次清退的背景是，去年中央紀委等六部委對廣州、武漢等六地市公務員津補貼進行檢查，發現不同程度地存在濫發。據稱，中央紀委去年檢查的6個地方，武漢濫發的津補貼不是最多的，廣州等地發得更多。由此，不難看出各地公務員津貼補貼發放的混亂情況。
這僅僅是中央在個別地方進行“例行檢查”時發現的情況，沒檢查到的地方的情況如何呢？學者的專門調查也許能提供證明——復旦大學副教授孫琳，曾專門調查過中國公務員薪酬問題。據其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300多項。
官方“例行檢查”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學者的研究結論，同時也給“官員每年有鉅額灰色收入”的民間說法，提供了有力注腳。一句話，如果說公務員津貼補貼氾濫，薪酬標準事實上已變得十分混亂，決非言過其實。由於濫發津貼補貼的錢，主要來自預算外收入，這不僅擾亂了正常的財政預算秩序，給資金監管帶來巨大困難，也容易助長政府履職執法中的不正之風，滋生“執法經濟”，給設立“小金庫”甚至個別官員的貪污腐敗，創造有利條件。
同時，氾濫的津貼補貼發放，客觀上拉大了階層收入差距，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損害了政府公信力，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滋生“仇官”心理。
要有效遏止和切實防止一些地方濫發津貼補貼，僅靠偶爾進行“例行檢查”後的清退糾錯，是遠遠不夠的。全國如此眾多的地方和政府機關，要“檢查”到何年何月？！為此，筆者認為，鋻於目前各地濫發津貼補貼已具有普遍性，需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予以徹底糾正。
公職人員工資福利法，就是這樣一部約束公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重要法律。現代西方法治國家，幾乎都有類似的法律。比如，在世界上較早建立公務員制度的德國，不僅有《聯邦公務員法》，嚴格界定公務員的範圍，規定公務員、僱員和工人的總體比例，還制定有《聯邦公務員工資法》，具體規定公務員的工資、津貼、補貼及福利的種類、範圍和標準。美、法等國也都有相應的法律制度。
而我國，由於《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只有極為原則性的籠統規定，致使公職人員的工資福利，主要依靠政府及其人事主管部門的紅頭文件進行管理，一方面規範性程度低，另一方面效力等級也低，權威和執行力不夠，以致各地競相突破，想方設法通過增加津貼補貼和福利，來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酬水準。
除此之外，不少地方還在其他方面，如社會保障制度方面，挖空心思為公職人員謀福利。比如，將公務員納入保障房對象，優先供給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三公消費”大有變為“四公消費”的傾向。權力自肥之所以在不少地方大行其道，即使遭到社會各界普遍質疑，仍能我行我素，根本原因之一，在於我國目前缺乏一部規範具體、標準明確的公職人員工資福利法，現有的政策和文件無力約束個別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自私自利之手。
需要指出的是，公職人員工資福利法的規範對象，不應僅限于我國《公務員法》所規定的範圍，還應包括壟斷國企的高管和員工，以及事業單位改革後承擔公益服務職責、由納稅人供養的事業單位官員和員工。（李克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