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6年北京小販崔英傑被判死刑一樣，刺死城管的瀋陽小販夏俊峰，在最近激起了同樣巨大的情感波瀾。城管與小販之間扣貨掀攤的“貓鼠遊戲”，已然升級成你死我亡的“搏命爭鬥”。
無論是小販還是城管，都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有著一樣的情感情緒，也有著一樣的行為邏輯。不能“妖魔化”小販，也不能“妖魔化”城管。只有在這個共識之下，才能開始考察，究竟是什麼讓小販和城管成為解不開的死結，屢屢釀成悲劇。
一個共識是：城市管理不可能“分兵把口，各管一攤”，需要有綜合執法隊伍——城管。而一個矛盾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關於城市管理的獨立法律法規，城管的各項執法權，原本應由相關的業務主管部門行使。可以說，這樣的矛盾，正是來源於城市管理中存在著的制度斷裂。
從具體的行為來看，城管的暴力執法，或許是一個“霍布森選擇”——17世紀的英國商人霍布森販馬時，只讓顧客挑選最靠近門邊的馬，這是一種無選擇餘地的“選擇”。執法時，“合法”的過程應當包括表明身份、告知權利、收集證據等。但“貓鼠遊戲”使城管只能自創規則，最終往往走向暴力之路。
而另一方面，小販又如何？小商小販可說是典型的弱勢群體，下崗職工、進城務工人員等是這個群體的主體。對他們，“擺攤權”可能是“生存權”。但也要承認，他們面臨“非法化”的問題：流動攤販確實有很多負面效應，對於城市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甚至對於其他合法小商販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侵害。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第一，城管行為方式的改變；第二，小販身份地位的改變。
對於第一點，需要完善城管執法行為的控制機制。現在，城管的收入，很多還是跟罰款掛鉤，這種“執法經濟”，必將損害執法的態度與公正。說到底，罰款只是手段，維持城市秩序才是目的，首先要改變的是這種可疑的“績效工資”。同時，也需要加強對城管執法的監督——深圳剝離城管部門的監督職責，建立城市管理監督指揮中心，值得借鑒。
對於第二點，政策路徑相對明朗。可以劃定區域和時段，對小販進行疏導，使其有序經營：山東濟南城管製作“西瓜地圖”，在全城劃出四百多處臨時經營點讓瓜農賣瓜，無疑是一個有益的探索。或是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引導小販成立自治組織，實現自我治理和約束。另外，也可以探索城市管理的公眾參與，利用社區組織、社會組織等，在“貓鼠遊戲”中引入第三方力量。社會管理社會化，這或許也是未來社會管理的一個發展方向。
當然，改變的過程中，也會產生新的問題。比如，疏導管理是否會增加小販的經營成本，從而惡化其生存條件？而對城管行為的控制機制，如何調配所需的大量的財力和人力？這些，不僅是對夏俊峰、崔英傑的保護，也不僅僅是給城管隊員的“正名”，更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和諧有序，需要相關的管理部門，以更多精力、更大智慧和更好耐心去回答。（金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