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一些中央部門開始公佈三公消費情況，公眾也從中挑出一些問題。比如，國家文物局今年接待費的財政預算比去年實際支付高了100余萬元，兩倍多的增幅令人很難接受；中科院“三公預算”今年預算高達兩億多，公眾質疑其接待費過高，去年僅公車消費就超過七千萬元。(7月10日《京華時報》)
本來，按照國務院畫出的時間表，中央部門在6月就應公開“三公消費”情況。時間已經過去十來天，現在大多數中央部門仍處於“爽約”狀態，令人遺憾。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少數部門率先披露三公消費，對其勇氣，應給予讚賞與鼓勵。這些部門給人的感覺，多少有點“清水衙門”的意味，不過呈現出來的問題，卻也並不清澈。這樣一來，公眾自然更加希望看到中央部門都能站出來，展示其“三公消費”真實情況。
公眾仔細打量“三公消費”的賬本，發出一些質疑聲音，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作為納稅人，誰都希望自己“充公”的錢能用在刀刃上，來實現更多公共利益。公眾對“三公消費”保持強烈挑剔的眼光，本身就是公共意識的覺醒。從已經公佈的中央部門情況來看，一方面，這些部門擺出的相關資訊，本身並不全面細緻，多屬於選擇性公開，不利於公眾全面監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選擇性公開的情況下，“三公消費”也仍然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地方，相關理由很牽強，很難證明其經費使用的正當性。
比如，國家文物局公務接待費今年暴漲兩倍多，理由就是拿預算與執行來說事。他們強調去年7個外國來華文化交流活動未能舉行，所以才沒有花掉更多的接待費。這個解釋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只要有點財務常識的人都明白，財務預算本身就是極其嚴肅的事。堂堂中央部門連請客吃飯的錢都預算不好，這本身足夠讓人當笑話看了。
至於中科院解釋超過七千萬元公車消費，就更莫名其妙。一句用於“科學考察、科研活動”的寬泛說詞，讓公眾又如何監督？誰能證明其中就沒有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公費旅遊呢？“三公消費”令公眾非常焦慮，說到底，就是擔心其中存在太多“以公肥私”的腐敗。只有將相關費用的使用標準與具體執行情況全面公開透明，才能真正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
不必諱言，公眾的挑剔眼光與持續詬病，會對中央部門形成一定的壓力。這或許也就是為什麼現在仍然還有那麼多部門繼續“爽約”的原因。其實，“三公消費”背後可能“水很深”，這並不僅僅是公眾猜測，而是被無數事實證明過的事。現在一些中央部門遲遲不願公佈“三公消費”，對中央與國務院相關要求置若罔聞，本身已是錯誤。如果還幻想可以使用“拖”字訣最後不了了之，或者花費心思對“三公消費”進行更多的技術處理，甚至在公佈的結果中注入“水分”，那樣的話，到最後不但躲不開公眾挑剔的眼光，反而會掉進公信力淪陷的更深的泥潭。
無論如何，現在一些中央部門公開“三公消費”情況，已經是一種開始。接下來，公開“三公消費”將走向何處，仍有太多懸疑。公共財政的使用，最終不可能繞過公眾挑剔的眼光。現在相關部門應該把公眾的詬病看成鞭策與激勵，而不應該簡單地視為壓力與負擔。當然，對於那些仍然還死死抱住賬本不願以真面目示眾的中央部門，人大也有必要通過行使質詢權來倒逼其迅速進行資訊公開。這些部門自己也應該明白，越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到最後越要經受公眾更加挑剔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