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衛視《婚姻保衛戰》節目中，一位名叫蔡報暉的男嘉賓自稱是公務員，同時還兼任一個私企的董事長，年收入50萬元。蔡報暉介紹說，他不是這個企業的法人代表，“因為公務員是不能參與經商的，但是我佔有這個公司51%的股份，所以我是這個公司的幕後老闆。”網友稱其為“幕後哥”。（《新晚報》8月15日）
不知蔡報暉何以直面2006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該法第五十三條明文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
不過，“勇於”拋頭露面或像蔡報暉這樣置身幕後參與經商的公務員絕非個別。《人民論壇》曾就公務員做生意現象調查發現，61.72%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務員做生意的現象“相當普遍，且越來越多”，56.64%的被調查者認為做生意的公務員在縣、區一級黨政機關最多。
與一般意義的經商不同，公務員常以權力的強勢形象出現在商場，這其中既有尋租，也有公然對政策的違反。比如，前幾年鋻於煤礦“官股”問題比較突出，國家三令五申要求黨政幹部必須從煤礦撤資。但最後期限一延再延，時至今日，誰又敢保證各地煤礦中的官股已全部退出了呢？現實活例信手便可拈來。去年10月30日，四川達州市開江縣3名副局長（其中一位已經退職）利用週末開著警車上山，進入非法小煤窯“實地調查”，結果不幸中毒身亡。悲劇的後面，又何嘗不是權力對利益垂涎的毫無節制？
一方面法律明文規定公務員不準經商，另一方面公務員置若罔聞、趨之若鶩。公務員之所以對法律視而不見，不外乎這麼幾個原因：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倘法律不能令違犯者付出足以視若畏途的昂貴成本，自然不可能起到警醒威懾的應有功能。從這一角度講，《公務員法》很有反思的必要。
首先是經商性質的認定。毫無疑問，當企業法人代表算是公開經商，像蔡報暉這樣當幕後老闆的又怎能不算是經商呢？而像那些入“官股”或者乾股的，又如何不是經商？再比如，民辦高校、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的基本性質應是非營利性組織，公務員的權力介入幫襯可以收到豐厚的回報，這到底是否為經商呢？諸如此類，法律有必要對經商性質予以細化明確。
其次，就《公務員法》條文看，並沒有對公務員經商作出明文懲戒規定，惟有“其他情形”尚有一些模糊關聯，但也只是“根據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者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這樣的規定，說沒有又像是有了，說懲戒不嚴重好像又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在模棱兩可的法律條文面前，雖然公務員經商者眾，但因經商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則聞所未聞。
因為走到了電視上，因為大言不慚，所以更惹人注目，但蔡報暉只是公務員經商生態的代表之一。“幕後哥”或受到某些處理，但這樣靠新聞偶然曝光才受到懲處的個案，不足以成為常態。從這層意義上講，我們也許需要一部內容更加詳實，更具操作性的《公務員法》，而不是嚇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