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日前印發《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試行辦法》規定，若公眾對政府重大決策的徵求意見稿意見分歧較大，應該組織聽證會，從公開報名人群內遴選的聽證代表不得少於代表總數的2/3，而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8月24日《南方日報》）
當一個亦真亦假的成都“聽證專業戶”攪起滿城風雨時，我們有理由認為，《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試行辦法》的制定是對當下聽證危機的一次試圖突破：它看到了聽證會現實中“協商民主”、“公眾參與”的局限性。許多聽證會參與者的選定不僅顯得神秘，有時候利益相關部門成員甚至搖身一變為普通市民，於是，聽證會成了民意的假面舞會。
參與者產生機制的糾偏當然值得肯定，不過，它依舊不能過多地還原聽證會的公信。很簡單的一個觀察視角是：聽證會秩序與正義的深層失守，初看是民意與官方在公共事務上博弈能力的失衡，事實上卻是不得不承受的結果。倘若聽證會走過場，結局早已預定的現狀不能被改變，那麼即便公開遴選的聽證者再多，聽證會也只能是聽漲會。
沒有否定廣州規定的發軔善意，但顯然的道理在於，如果過度執著在聽證會的人員構成，它事實上已經陷入到某種“參與者迷思”之中。其實，聽證會可信度的日益式微，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地方主管部門在聽證過程中的立場問題。作為公共正義的守夜者，地方主管部門更應該擁有公允立場，讓聽證會擁有客觀的民意基礎與合法性。而與此相悖的現實情景是，他們多站到了背離民意的立場，傾向於為漲價說話，為行政攸關方辯護，把聽證會的一切程式掌握在手中。如此之下，聽證會的異化自然不可避免。
如果這一點不被現實的法規力量所跟進解決，那麼，參與者遴選路徑完善只能流於形式。直面聽證會公信力下降的糟糕現狀，更應當看到與之相關的制度漏洞。
那些附加在聽證會上的非議，那些甚至以無人出場方式表達的聽證會信任度背書，讓聽證成為我們這個年代公共領域裏的沉疴之一。讓聽證者構成看起來更公平不是什麼難事，不過它顯然遠非聽證公信的還原之道。正因如此，在廣州市的辦法之後，我們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夠效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