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陜西省富縣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該縣張家灣鎮某村黨支部書記石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在法庭上，曾演繹過富有戲劇性的一幕：石某扛來一麻袋榮譽證書，包括“優秀黨員”、“省級勞模”等等，力圖減輕對自己的判決。然而，這些榮譽證書顯然未起作用，法院還是根據法律和其犯罪事實作出了上述判決。（《華商報》8月28日）
石某確有一些天真，于他心目中，功與過在法律的天平上同樣可以稱量和交易。殊不知，《刑法》第四章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確定的減輕處罰，主要限于有自首情節和揭發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現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不能相抵，法院的判決無疑給石某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律課。但轉而思之，即使功能抵過，這一麻袋榮譽證書又價值幾何？能抵多少過？
這些年，在法庭上展示榮譽證書已然成了不少受審官員的“保留節目”。北內集團總公司原房管科長孫大慶，利用負責北京朝陽區“城中村”整治工作的職務便利，編造虛假拆遷名單，冒領拆遷費74萬餘元。受審時，孫大慶的律師拿出孫的24本榮譽證書，以圖輕判。面對受審官員的“證書秀”，估計不少法官已經產生“免疫力”了，甚至可以得出“榮譽證書越多越說明問題越多”的關聯推斷了。
從另一個方面看，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期間，石某籌資修建了攔河大壩使灌溉面積達500多畝，全村每人平均年收入達到2700元。這些本是職責範圍內的貢獻，竟然換來了一麻袋榮譽證書，突顯當下榮譽授予機制的弊病。其一，榮譽濫授。榮譽的正式性決定其不能隨意授予，而現實裏，榮譽儼然是批發市場上廉價的草帽，想評就評、想授就授，甚至花錢就能買，只要你敢戴，“共和國脊梁”這樣的帽子也能編出來。其二，缺乏民意參與。不少地方搞評先評優活動，往往由上級發起和主導，民意被阻隔在外，進而出現褒貶同集一身的現象——原山西古縣國土資源局局長玉德河私藏槍支、家藏1200萬元鉅款，被當地群眾視為一霸，可他竟被山西省國土資源廳評為“黨風廉政建設先進個人”。
榮譽的日益貶值，對榮譽本身是一種傷害，對獲得榮譽的個人或集體也是一種嘲諷。要讓榮譽回歸底色，成為“榮”譽而非“損”譽，我們的榮譽授予機制必須進行改革和完善。
石某固然天真，但他的榮譽至少還有點“幹貨”。令人擔心的是，若如果某一天，有貪官扛著一麻袋“山寨脊梁”版的垃圾證書要求輕判時，那可真是浪費庭審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