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訟法草案公佈後，輿論爭議四起。爭議焦點雖多，核心無外乎法律的天平該傾斜于公民權還是偵查權這一問題。最近，《人民日報》推出了“聚焦刑事訴訟法修改”系列報道，“沉默權入法引發偵查機關擔憂”為該系列之一。“沉默權”引發的擔憂，再次凸顯了這一核心爭議。（《人民日報》9月14日）
偵查機關之所以擔憂，是因為“沉默權”一旦引入法律，口供的依賴程度將下降，偵查機關將不得不在其他證據的蒐集上花費更多力氣，無形之中將增加偵查成本，減損偵查效率。畢竟，“沉默權”能夠遏制刑訊逼供，但也同樣可能阻礙其他技術性的問訊。因此，來自偵查機關的聲音認為，“沉默權”入法是有些超前的。
偵查機關的這種聲音不是沒有道理，但顯然也低估了偵查手段提升的潛力。法律是否超前，不可能以現有的偵查水準為標準。任何偵查手段，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式進行，而誰是程式的制定者？不是偵查機關自己，而是法律。也就是說，先有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所應遵循的程式，其後才有相應的偵查手段產生。孰先孰後，上述意見似乎混淆。總之，法律首先要從價值上體現公平、正義的追求，而不可能去遷就現有的偵查水準。
當然，這麼說，對偵查機關而言或許是強人所難，有擔憂和爭議在所難免。我們在影視作品中所熟知的“沉默權”，即“你有權保持沉默”，其來源於美國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該案直接促成了著名的“米蘭達規則”誕生。然而，米蘭達案在當時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中，僅以5票對4票的微弱多數通過，“米蘭達規則”也在當時美國司法界產生巨大爭議，且不亞於我們今天對於“沉默權”入法的爭議。反對者所考慮的，其實也和上述偵查機關的意思一樣，大家都有共同的擔憂。
但是，我們回頭看看，“米蘭達規則”降低了偵查效率嗎？沒有。不但沒有，反而成為一項法律常識，在美國是常識，在我們這也是婦孺皆知了。其實，如果偵查手段不得不因新的程式而變更，那麼它總會在新的程式中重新找到效率。最重要的是，只要有章可循，偵查的效率總能得到提升。而歷史地看，公權不斷受限，同時也就會不斷被逼著在新的方向上重塑自己的效能。如果只是讓法律懸置下來，等待它的進步，它可能永遠不會嘗試著去進步。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程式公正是重要的，那麼“沉默權”就應當入法。“沉默權”，本質上是讓犯罪嫌疑人不做對自己不利的證供，並讓他們和偵查機關在問訊中處於對等地位，不管他們是懂法律還是不懂。事實上，新刑訟法草案已經擴大了律師在場權的保障，並且，律師的介入從訴訟環節提前到了偵查環節。如果讓這一權利的前移真正實現，就離不開“沉默權”的保障。否則，律師提前介入偵查環節有何作用？這就是說，權利若不能系統保障，也就沒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