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果只去過北京上海，就斷言中國發達，鼓吹“中國責任論”，肯定會招來質疑；同樣，只沉迷于經濟總量、發展速度，或者只盯著拆遷糾紛、食品安全，也很難了解一個真實而複雜的中國。
這個中國，既有雄心勃勃的集體意志，也有日益多元的個體訴求，既有高屋建瓴的國家戰略，也有具體而微的基層治理。“縣治則國治”，在一個縣域國土面積佔全國90%以上、人口數量佔全國70%以上的國家，縣級治理向來是中國政治的“穩定器”；而作為自近代以來的“巨大存在”，廣袤的鄉村更一直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變遷中的厚重基石。
因而，對基層治理的關注，就成為一個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也成為黨和國家施政為民的重心所在。現實正在說明這一點：無論是陳情問題，還是群體性事件，矛盾衝突的根源常常在基層；從安徽小崗村的“大包乾”，到四川白廟鄉的“全裸帳單”，改革創新的動力也往往來自基層。改革發展的主戰場，保持穩定的第一線，服務群眾的最前沿，這就是基層在黨和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這也是為什麼中央一直強調“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
經歷了百餘年現代化歷程和30多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基層社會正在經歷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在單位制變化、戶籍制鬆動的語境裏，基層治理的結構該有何種變化？社會管理的新抓手是什麼？在不斷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個人權益與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在取消農業稅的“後稅費”時期，鄉村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如何實現？在“流動大軍”超過兩億的背景下，“空心村”裏的留守人群的權益怎樣維護？在利益多元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黨組織的吸引力在哪兒？在一個權利意識日益萌發的時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時代步伐？
這些年來，不管是學者對基層政治生態異化的擔心，還是有人對“故鄉淪陷”的憂思，無不折射了轉型期基層所蘊積的種種問題。也正是懷著對基層政權“懸浮”的警惕，著力於對基層治理支撐點的構建，近年來，中央大規模集中輪訓縣委書記、縣級公安局長等基層幹部，反覆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並在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時，把基層視為重點、難點和關鍵點。
“九層之臺，起于壘土” 。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來看，大多成功的制度創新，是由基層群眾在實踐中創造摸索出來的；諸多發展成就的取得，也是“頂層設計”呼應了來自基層的發展意願。一方面，“頂層設計”自上而下，但必須要有自下而上的動力，並與社會各個群體保持良性互動；另一方面，“頂層設計”的落地，也需要與“基層意願”和“基層探索”實現對接。在中國漸進改革的邏輯下，只有打通“頂層”與“基層”的關係，才能讓改革在基層試點上不斷突破，在先易後難中穩步推進。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關注基層治理時，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轉，是因為基層片面逐利、違規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應避免“看的指責幹的”，理解一些基層幹部的難處，把握基層發展的真實意願和基層治理的複雜現實：權力有限而責任很大，工作對象有限而人們的思想觀念變化無限，工作時間有限而目標任務繁多。“土地財政”的背後，有著怎樣的利益格局？陳情堵截，又是源於怎樣的考核壓力？得過且過的狀態，是否有升遷的“天花板”困局？只有類似問題得以正視解決，才能進一步解決基層發展的制度瓶頸，避免國家政策在基層的虛化異化，進而優化基層的權力生態， 夯實基層的治理基礎。
一個社會的發展，最終落腳點是人；一個國家的治理，根本立足點在基層。“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只有把發展的目光投向基層，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層，使頂層的關注變成普遍的關切，使頂層的設計變成全民的自覺，我們才能真正把握一個真實的“微觀中國”，進而保持政令暢通、實現科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