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萬元和30萬元，這兩者整整相差370萬元。為了370萬元獎金，姜大成到處奔波，甚至訴諸法院，但最終，法院只作出了再給他20萬元獎金的判決。姜大成認為，自己不是這20萬元就能打發的，他始終堅持自己理所應得的獎金數額應該是400萬元。這370萬元獎金背後的爭議，還得從7年前姜大成參與的江蘇省宿遷市沭陽縣的一項招商引資項目說起。（《中國青年報》10月24日）
協助招商引資者——姜大成狀告縣政府要求兌付370萬獎金的爭議在揭穿招商引資種種怪象的同時，也把地方政府“政績饑渴症”下的種種弊病一一展現。事實上，以“招商引資獎勵”和“官司”為關鍵詞在網際網路上搜索，全國各地類似的案例並不少見。如北京市民韓傑起訴河北省邢臺市政府“行政不作為”的案子在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韓傑要求邢臺市政府兌現1650萬元的鉅額招商引資獎金。
一個可以觀察的邏輯是地方政府為了謀求招商政績，就出臺以“獎勵額度優厚”的辦法，奉行“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的理念。但項目到手後，卻以種種原因拒絕兌現獎勵的承諾，這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開門招商，關門打狗”的延伸“產品”，對此，我們該如何審視？
這讓筆者想到了經濟學上的“合成謬誤”。簡單地說就是，招商引資指標在逐級分解中層層加碼，致使指標難以完成。下級部門為了完成任務出臺了各種各樣的“花招”，加劇了政府的短期行為，阻礙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經濟學所謂的“合成謬誤”——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但綜合起來對國家卻是不利的。這樣的認識用來分析“引資獎”爭議同樣是到位的。
由於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政府職能界定不明晰，在資本相對稀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紛紛以“千方百計抓招商”等口號掀起了政府主導下的招商引資熱潮。而“引資獎”爭議無非是各種形式主義的招商引資活動和錯位政績觀的“派生”產品。當用“政府說話不能不算數，那明明是印在政府紅頭文件上的”來看到時，在筆者看來，僅僅是就事論事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應上升到體制和機制的層面來審視之，否則，只能帶來更多的爭議，讓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受到傷害。
在招商競賽之下，出現“引資獎”爭議並不值得奇怪，但關鍵的是我們靠什麼避免這種爭議？就我的看法，消除招商引資的政績化和行政化怪像是一種必須，這也是避免“合成謬誤”的必然選擇。在轉型期，招商引資作為一种經濟行為，被自上而下的科層體制行政化，一些地方實行招商引資責任制，用硬性指標將招商引資任務層層下達。同時，由於資訊不對稱、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問題的存在，委託人無法對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進行客觀、有效的監督與考核，導致招商政績化現象頻繁出現。這是我們看待“引資獎”爭議的前提。
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指出，“在各種各樣成功增長的範例中，你可以從中發現很多錯誤的方法，或者不完全正確的方法，但是這類增長仍在繼續著”。就筆者的看法，之所以出現“引資獎”爭議無非是我們缺乏反思的結果，是在錯誤道路上繼續“錯誤”的結果。“引資獎”爭議背後的非理性招商衝動——招商政績化和行政化理應受到正視，也要認識到，“引資獎”怪胎源於“政績饑渴”病，否則，我們只能在“合成謬誤”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民眾福祉和公共利益就越無法得到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