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費孝通教授在20年前跟我講，任何一個制度背後都有一套價值體系，要了解這套制度，一定要理解價值體系。在他去世之後我查了一下費老的這個想法是從哪來的——實際是從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派克那裏過來的。是羅伯特·派克（1932年）到燕京大學講學時提出來的：任何制度形成都是有價值基礎的，任何制度形成時無不帶著價值色彩。這個帶有價值色彩的東西在維繫著制度的運作，不管人們是否認識到這點。
當前我們要加強社會管理，一定要研究其價值體系背後的價值基礎，才能讓“北京精神”更好地成為北京市創新管理的價值基礎。我們知道，社會管理就是要規範社會行為——一是通過法律法規；二是通過行為規範。行為規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厚德，它奠定了非正式行為規範的基礎——誠信、責任、勇敢、正義等美德寓於人們心裏、體現在行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礎。
加強社會管理要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應對社會風險，這些都需要我們從過去單一的政府管理轉向以政府主導的、社會參與、企業參與的社會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創新，需要我們用新的方式應對社會問題。比如，北京有20%的人都參與了北京志願服務，參與率是20%，2008年的奧運會中北京有170萬人參加了場館志願者、城市誌願者和各種志願者活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把志願服務推向更高的水準，把志願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對加強社會管理都具有重要意義。2004年我在韓國遇到了美國志願者協會的秘書長，我問他為什麼承擔起組織美國志願服務的活動，他說他6歲時肯尼迪遇刺，他的媽媽跟他說，肯尼迪告訴人們一個至理名言：就是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一問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麼。正是這句話激勵著很多美國人去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志願服務，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肯尼迪組織了美國的和平隊，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志願組織。所以，我們今天在弘揚“北京精神”的時候，要把愛國主義精神融入到“北京精神”中，使志願者去思考應該為國家做什麼。
加強社會管理的創新，創新居民的社會生活，才能夯實社會管理基礎。社會管理要解決什麼問題呢？經濟建設要解決人民的物質生活、改善人民物質生活的問題；社會管理、社會建設要改善人民的社會生活——在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區、個人與社會的公共交往活動中，以物質生活為基礎，以社會交往為核心，以精神滿足為基礎。所以，我們的社會管理一定不能離開這樣的前提來考慮。包括我們的文化建設，怎麼讓文化更加貼近老百姓生活，更加貼近人們的行為方式，這是當前把文化作為熱點問題討論時一定要考慮的。
復旦大學有一位很著名的人類學家，他在世時講到：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我們什麼時候把文化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真正跟人民的生活接近了，真正讓老百姓認為它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係，才能夠成為社會上的共識，成為人們內心的價值。社會管理也是這樣，只有當社會管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時，才會為老百姓所關注。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十幾億人動員起來，參與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我們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如何讓社會體制、讓文化體制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關鍵取決於政策、規劃能不能貼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避免在文化建設中見物不見人的現象，避免在社會管理中見組織不見人的政策，所以當前要創新社會管理，一定是讓我們的社會管理貼近人民的生活，貼近人民日常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這是社會管理一定要認真考慮的問題。（丁元竹 本文節選自作者在“2011首都論壇”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