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是一個敏感話題。
公權力機構龐大、職責廣泛，難免有疏失錯漏，對無辜公民造成傷害。由公權力造成的傷害，一經確認，當由國家賠償予以彌補。然而，現實中，常常是鄰居摘了自家的棗，立馬會“尋他說理”；而抓錯人、斷錯案，卻鮮有人具備向“公家”要說法的“秋菊之勇”。觀念影響之外，也折射出爭取國家賠償的程式之多、門檻之高、難度之大。
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國家賠償案件立案工作的規定》。國家賠償申請不受理，法院要出具決定書；對不予受理的給予程式救濟……這項從15日開始施行的新規，可遏制法院以不予受理名義規避賠償義務的行為。
這一司法解釋，在新《國家賠償法》奠定的基礎上，使國家賠償案件首先能“告進門”。如果從一開始就能順利進入依法處理的渠道，“求償難”將有望逐步破解。此外，司法解釋還暢通了求償渠道，規範了立案標準，完善了救濟措施，進一步保障公民、法人等可能被侵害的合法權益。
回望國家賠償之路，從1995年《國家賠償法》實施，到2010年新《國家賠償法》施行，再到農曆龍年年初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賠償法律從無到有，制度設計從粗到精，賠償意識從弱到強。我們看到，2001年，陜西少女麻旦旦“處女嫖娼”案，無辜關押兩天受盡屈辱，最後卻僅獲74.66元的國家賠償；2004年，湖北佘祥林蒙冤坐牢11年平反昭雪，隨後獲賠“人身侵權賠償金”25萬餘元；2010年5月，“河南佘祥林”趙作海在媒體高度關注下獲賠65萬元……特別是新《國家賠償法》實施後，首次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特殊情況下舉證責任倒置，申請賠償渠道更加通暢，刑事賠償申訴數、決定賠償數較快上升，僅湖南一地，2011年全省法院就依法審結國家賠償案件63件，決定賠償327.68萬元。一條漸趨平坦的求償之路，正在我們腳下延伸。
國家賠償，本身強調的就是國家責任、人權保障。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同時，限制公權力的濫用，不僅關係到個體在遭遇權力侵害時的救濟，更關乎公權力的形象與公信。正是在這一點上，國家賠償制度的變化，銘刻下權力與權利關係的一次次調整，記錄下公民權利的日漸彰顯，更反映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進步。
然而，這條路仍然很長。年初，廣東深圳警方在東莞一家夜總會對涉黑人員的圍剿行動中誤殺一位“的哥”，引來關於國家賠償責任認定的爭議。這也啟示我們，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面對不斷高漲的權利意識，國家賠償從程式到標準、從範圍到落實，都還需要在公權與私權的互動中不斷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