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世紀之交以來，伴隨著西方的相對衰落與中國的迅速崛起，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有“好事者”提出了“中國模式”這一概念，甚至已經有人將該模式的出現譽為21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的問題是：大家都在說“中國模式”，其中究竟有沒有、或者說應不應該有“法治的中國模式”的一席之地？
然而，我發現“法治的中國模式”這個字眼在中國的學者看來似乎有些不舒服，以至於學界很少有人用。在某些激進的法治論者眼裏，什麼“法治的中國模式”簡直就是國人奢談。有的人甚至用“本是些風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來慨嘆我國的法治事業。但我想，這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也不是科學的態度，無助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法治的理想彼岸並非那麼容易到達，毋寧說是一個充滿了艱辛和困苦、充滿了磨礪和奮鬥的歷程。法治不是合法性、人權、民主等幾個相關詞彙的簡單堆砌和捆綁式宣傳；其背後蘊含著豐富而具體的歷史、文化情境。儘管法治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理想”，成為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成就”；但全世界各國的法治事業，無一例外都是鄧正來所說的“在地化”的。
對於中國人而言，只有真正地認識當下中國的民族“生命體徵”，真正地把握中國法治發展的“脈搏”，才能談得上“對症下藥”或“溫補氣血”，運用中西醫各種有效手段“祛病固本”或“強身健體”。
作為深受全球華人尊重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他百年前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及其配套的制度設計，實為醫治貧病中國的一劑良方。可惜孫中山過早逝世，宏偉藍圖並沒有真正得到落實（蔣介石政府的實踐可以歸結為“山寨版”），大多只能停留在某種“思想法治”的範疇。但它仍不失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歷史性創造，在世界法治的宏偉殿堂之中第一次貼上了中國人的醒目標簽。作為“此在”的中國人，我們已經被歷史和現實“鎖定”，有義務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法治理想圖景，也應開動腦筋、努力尋找到適合自己的、到達法治理想彼岸的可行路徑。我們要接續和超越前人的努力，創造彰顯民族主體性的“法治的中國模式”。
我們現在整天說“中華民族”，但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個概念的形成主要應歸功於辛亥革命。鄭師渠指出，中華民族的主體可以說早已存在，但毫無疑問是一個“不自覺的主體”。經過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她才變成了一個“自覺的主體”。的確如此，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五族共和”，最終作為一個“國族”（“大中華民族”）被定格，我們的民族主體意識才得到空前強化，我們的民族性才得以全面展現。
當然，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著眼於民族獨立與解放，與今天有所不同。我們的歷史使命則在於民族偉大復興，是為“新”民族主義。其中關鍵的環節是使“主權的中國”成為“主體性的中國”（鄧正來語）。雖然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但全球化並非“去民族化”的全球化，毋寧是一種羅蘭·羅伯遜所言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也就是說，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倡導“包含式的區別”，認可人類的社群主義的文化稟性，尊重民族個性和文化多樣性。法治當然也不例外。
佈雷恩·塔瑪納哈細緻地梳理了法治的不同版本，讓我們看到了世界各地法治觀的“模棱兩可或者尖銳對立”，看到了人們對於法治所持的理解“大相徑庭”，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差異——法治的變遷性與語境化。連世界上普世價值觀的“頭號推銷商”——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法治的類型化事實，不得不承認各國應“以適合於其社會情勢的方式理解法治”。我認為，中國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治的中國模式”之基本樣態、問題和趨勢。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客觀上要求某種“包容性增長”，要求確立獨特的法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中國人更應站在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高度上看待“法治的中國模式”，共同創造彰顯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法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