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武漢市行政應訴工作暫行規定》，從制度上規定：對於6類行政訴訟案件，應訴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或分管負責人應出庭應訴或參加庭審旁聽；因違法行政導致敗訴的，按規定予以追責。
除了法院建議等情況，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應訴、旁聽不是司法程式的要求。但是，行政訴訟的判決涉及到行政行為自身的調整、更改，司法執行力與行政執行密不可分，實際執行過程就離不開應訴機關負責人的作用。跳出司法程式而談實際執行的問題，不能不考慮到行政負責人的重要性。很多時候，人們正是以行政負責人的應訴率、出庭率作為行政訴訟效率的參照。
《暫行規定》是政府規定，它其實是以行政自律的方式，主動參與法律執行效力的強化。當然，我們對《暫行規定》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效率只是一個方面。負責人的出庭，還體現為應訴機關最高權力代表有參與。也就是說，應訴機關不僅有法律代表，更有權力的直接代表，體現了權力直接在場，甚至權力當面接受聆訊。在象徵意義上，行政訴訟雙方有了一種比較對等的姿態。
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建立於上世紀90年代，體現為《行政訴訟法》于1990年施行。這麼多年來，行政訴訟的信任度卻一直不高，“信訪不信法”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作為現代司法制度的行政訴訟，往往被人們稱為“民告官”。“民告官”在古代多表現為越級告狀，就是將利益訴諸權力更大的官，吁求自上而下的為民做主。今時今日，很多人也在稱越級陳情為“民告官”。在觀念上，行政訴訟就好像是眾多“民告官”手段的一種，而不是被當做馴服權力的法律工具，以及權利救濟的根本途徑。
行政訴訟雙方力量長期失衡，與政府爭訟仿佛是蚍蜉撼樹，要借助勇氣，需要巨大成本，進入訴訟渠道就已經下了很大決心。“民告官”又“官難告”，以至於勝訴率都成為訴訟效率、公平的簡單衡量。勝訴率低，訴訟可能就不對等，人們認為非司法因素在干擾，或者認為權力資源充實，法律博弈的能量足夠大，政府打贏官司好像是必然，公民勝訴仿佛才演算法律可信。這是人們長期以來建立的印象，它表明人們內心裏就不認為與行政機關對簿公堂、據理力爭是好辦法。這種印象的傳導，致使人們很難建立法律的信任，人們主張權利時甚至不會優先選用法律武器。
應訴機關負責人出庭，至少算是一種姿態，體現了強化法律執行效率的態度，也體現對民眾訴訟對等地位的尊重。這是主動將權力擺在與民眾平等的訴訟地位。政府加強自律，擺正姿態，主動面對法律，這當然是依法行政的內在要求。依法行政，既需要法律加強行政權力的約束，同時也需要通過行政自律，將法治精神內化。當然，人們對行政訴訟的印象會不會因此改變？多大程度改變呢？在根本上，這種印象源自司法的獨立地位，需要更長遠的發力。
行政訴訟效果如何，訴訟雙方的地位怎麼樣，最能檢驗公民、政府、司法之間的關係是否平等，對於建立法律權威、法律平等、法律可信的印象來說，尤顯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