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說1年能搞定的事，結果花了5年半才解決。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低下)，我自己都深惡痛絕。”在日前召開的東莞兩會上，東莞市常務副市長梁國英發出如此感嘆。他舉了2007年8月發生的一件事。有企業要上市，面臨著辦理產權的種種問題。梁國英叫了12個相關部門召開了現場辦公會議，職能部門說1年內全部搞定，結果，直到2012年的11月才辦好，前後花了5年半的時間。
市長是覺得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才會讓事辦得這麼慢的，而職能部門也有說法，有些事情市裏說了不算，還要等國家點頭、省裏答應，要等指標等批文，等這個部門那個部門蓋章，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事。
自上而下、權力決定的行政審批體系，基本上，只要蓋章的人勤快，事就能辦得快。可是用什麼辦法來保證蓋章的人勤快一點呢？這個事就沒譜了，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時間規定，但擋不住形形色色的理由和難處。市裏的事，書記市長催一催、把各部門負責人叫來開個現場辦公會，可能就管用。牽涉到上面，就得往上跑了，蹲點、軟磨硬泡、請吃請喝陪吃陪喝、找關係，費盡心機還不一定辦得出來。
市長交代的事，官員辦了五年，市長的痛心可以理解。一個產權問題，實在不需要12 個部門辦理五年時間，這裡面，有多少審批是虛設的、多餘的？有多少是屬於吃卡拿要型的？有沒有人評估過？這種慢不是官員手裏沒權辦不了事，而恰恰是權力太大，以至於擁權自重，讓市長也同樣無能為力。市長職權範圍內的，催一催或許管用，職權範圍以外的，市長也得看別人的臉色。
可要就此得出中國的官員辦事效率低，恐怕也不對。梁國英自己也說，如果我們批評那些部門，他們也是冤大頭，也有難處，從中央到省裏有各種各樣的規定，各種各樣的關口要過。那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如果打通這些環節，如果這些部門的領導也發話一年內給辦結掉，效率也是可以很高的，至少用不著花五年時間吧。
所以歸根到底，效率還是來自於權力。這個辦事體系呈現出的是這樣的特色：有門路的，辦得快，沒門路的就可能會被活活憋死。一級看一級，越往下的訴求越沒人搭理，官員想幹的事，比如大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辦事效率極高，可是老百姓希望官員幹的事，往往就會拖拖拉拉。權力對社會事務的影響力越大越會體現出兩面性，對有些事快，對有些事慢，快與慢只是個態度問題，甚至只是幾個人的意志問題。
一個社會的效率，應該由權利來決定，而不是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