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兒童福利的事業都不是單靠政府能完成的，而是一個多元化參與的事務。政府責任就在於培育、壯大社會組織，並進行績效評估、行為監督、準入管理，確保福利投入的效率。
河南蘭考縣縣長被記者問到“斥資2000萬元建財稅服務中心卻沒有1個兒童福利院”時稱，錢是一個條件，但制度更是一個條件，不拿出國家的規劃，項目就批不下來，土地、規劃等等都沒有辦法。
有錢建財稅中心卻沒有錢建兒童福利院，這個現象確實很反諷，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但不管怎樣回答，事實擺在那裏——中國2853個縣只有64個縣城有兒童福利機構，僅佔2%。蘭考屬於98%的範疇，不足為奇，只不過那把“火”把蘭考的問題燒出來了而已。退一步說，即使蘭考不缺兒童福利院又如何？揭陽市不也有福利院大樓嗎？最後不也成為辦公樓，並鬧出“借孤兒”應付檢查的鬧劇來。兒童福利院，有與沒有之間，有時區別並不大。
說到底，靠政府建兒童福利院集中供養、救濟孤兒非上上之選，因為行政與慈善屬於不同體系。和其他慈善事業一樣，孤兒救助屬於愛心事業，必須是那些高尚的、有愛心的、把慈善事業當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參與，才能做好。
而現有的兒童福利院一般隸屬於民政系統，是事業單位，其人員選拔任用一般遵循公務員標準。這意味著，它不可能像社會組織一樣，有充足的人員來照料那些孩子。更囿于財政經費有限，就現有的編制，他們再怎麼努力，也難以保障所有的孩子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去年7月，聊城市兒童福利院試運作，相關負責人就表示，現在設備陸續到位，但人手緊張，尤其是一些年齡比較小的兒童，幾乎需要24小時照料，因此向社會發出求助，希望能有志願者前去幫忙。聊城兒童福利院就是官辦福利院困境的一個縮影。
放眼世界，兒童福利的事業都不是單靠政府能完成的，而應該是一個多元化參與的事務。一些像袁厲害這樣愛心人士組成的社會組織，或許比政府更適合擔任兒童福利保障角色，而政府責任就在於培育、壯大這些社會組織，向他們購買相關服務。放手的同時，也對這些社會組織進行績效評估、行為監督、準入管理，確保福利投入的效率。如斯，哪怕政府不建兒童福利院，公眾也不至有怨言。
再進一步，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其他國家的實踐，所取得的共識是：集中供養的兒童福利院並非理想的救濟模式，只有家庭才是兒童成長最好的環境。因此，許多發達國家並沒有大型的、集中供養的孤兒院。當然，這也不代表政府就可以當甩手掌櫃，即使是散養，政府也有恤孤的責任。像美國等一些國家，兒童福利制度是一個項目繁多、層次複雜的多元體制。福利項目的內容涵蓋收入保障、食品與營養、醫療衛生、教育和住房等領域。其福利形式包括現金、所得稅抵免、實物、服務和代金券等等。
我們始終相信，想把孤兒真正管起來，辦法總比困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