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應當公開,也可以公開,已經基本成為社會共識。在輿論的推動下,一些官員如廣州、佛山、深圳等市市長相繼表達了“如有要求,願意公開財產”的意願,韶關市始興縣更是先行一步,預計春節後當地526名副科及以上級別幹部的家庭財產相關資料將在內網公示。
深化改革需要實幹,在沒有現成路徑可循的情況下,一些地方能“摸著石頭過河”也有示範效應。但是也應當看到,始興縣在官員財產公示上邁出的步子並不大。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早在1995年就實行了,而始興縣的“官員財產公開”很像該規定在地方的加強版,只不過把申報範圍由處級擴展到副科級。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申報只是起步,關鍵還在於公開。近幾年,新疆阿爾泰地區、浙江慈溪、湖南瀏陽等地都做過官員財產公開的嘗試,阿爾泰在官方廉政網公開,慈溪在單位公告欄公開,瀏陽則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媒體進行公開。相比于始興縣的“內網公示”,這些地方的公開反而更透明。“內網公示”更像一層毛玻璃,把翹首以待的公眾阻擋在了外面。
雖然韶關市官員也表示,當地會“在省紀委和省監察廳的指導下適當地向社會進行公開”,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官員財產公示方面,一些地方確實很忌諱公眾的一覽無余。不願公開或者“適當公開”的背後,並非都是對腐敗行為的縱容和包庇,有時關門反腐的力度也可能更大。既要官員申報財產,又不想讓公眾知曉,很形象地表現出了“權力本位”的微妙心態。
“權力本位”就是以權力為中心,希望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不只是在官員財產申報上如此,即便是反腐也希望僅僅通過權力系統內部的監督予以解決。面對“權力本位”主導的反腐,民眾往往只能看到結果,很難看清原由和過程。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不雅視頻曝光之後,公眾一直都很關心還有哪些官員存在類似問題,但所看到的也只是10名官員、國企高管突然被免職,至於這些腐敗如何發生以及產生了多大的危害,仍然不得而知,社會監督更難以展開。事實證明,社會監督對反腐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雷政富的倒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網民反腐的一次勝利。社會監督的“全民動員”,給權力部門的反腐提供了巨大的資源,也有利於消除權力運作在封閉狀態下的種種弊端。
各地對腐敗行為的嚴查,已經表明反腐的決心,但僅有決心還不夠,還應創造更多的條件,增加透明度,讓社會監督得到制度保障。在資訊時代的大背景下,群眾更重視自己的知情權,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群眾也能更直接地感受到腐敗對公共利益的侵害。無論權力部門是否願意,社會監督都是存在的,而且難以阻擋。要想在類似官員財產公開這樣的瓶頸問題上實現突破,應該借助社會監督的力量,與權力內部的監督力量相呼應。希望始興縣的“內網公開”只是一個起點,在此基礎上儘快實現面向社會的全公開。影影綽綽的公開只會引起公眾的好奇和猜疑,何不敞開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