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二手房交易差額徵20%個稅”，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在兩會小組發言時表示，徵稅權力本屬全國人大，但從1985年開始全國人大大部分授權給了國務院，至今已近30年，“作為最高立法機關，徵稅權力不能繼續旁落”。
稅收既是籌眾人之錢，辦眾人之事，怎樣徵收和使用，自然要先得到民眾的同意。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則是要經過民意機關、立法機關的同意，在中國來說就是全國人大，這樣才能保證稅收的正當性和科學性。由於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初期，為靈活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由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進行稅收條例的制定，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稅權意識日益高漲的今天，徵稅權還主要在國務院已不合時宜。
稅收若不經過法定程式由民眾代表討論確認，容易導致兩大問題：一方面是過度徵收，比如收過頭稅時有發生，重復徵稅大面積存在，稅收結構不合理等；另一方面是財政浪費，如果徵稅過於容易，就不會太珍惜納稅人的血汗錢，比如突擊花錢、投資浪費等現象突出，以“三公經費”為代表的行政經費居高不下。
如果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稅收問題，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不是因為農民反抗地主，而是因為民眾反抗官府。而這背後多和政府的財政危機有關，不是因為徵不到稅，而是因為政府規模無限膨脹，汲取能力過強，苛捐雜稅太重，以致民不聊生，所以才會陷入治亂迴圈當中。即便放眼世界，不管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美國獨立戰爭，甚至法國的大革命，稅收問題既是導火索，也是根源。所以中國才有“義然後取，人不厭之”的古訓，西方才有“無代表不納稅”的箴言，溫家寶總理才會說，“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
可見，以稅收為主的財政問題是公民和政府關係的核心之一，納稅不只是民眾在向國家盡義務，還有對公民作為國家主人身份的確認，這其中有義務更有權利，有責任也有尊嚴。所以，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裏”，先要把稅收約束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先要保障民眾的徵稅決策權和使用監督權；要解決現有稅制中的諸多問題，就要將收稅權收回全國人大，讓稅收不再是政府自說自話，而是讓民眾通過代表自主決定。梁啟超在百年前便提出，“國會之職權，一曰決議法律，二曰監督財政”，如果沒了這兩大權力，人民的權利就會淪為紙上空談。
財政學者李煒光在《納稅的邏輯》一書中指出，1985年全國人大對國務院的授權，範圍太廣，也沒時間限制，與2000年通過的《立法法》第十條“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範圍”和第十一條“條件成熟時應及時制定法律，終止授權”相衝突。在改革開放30多年過去後，繼續授權無異於全國人大在經濟領域中立法權的全面放棄。稅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價格，如果由政府自行決定徵稅多少，納稅人無法討價還價，則無異於賣方定價下的強買強賣，很可能導致定價太高或服務太差。
此外，還需要反思稅收的性質。我國有關教科書中所說的稅收三性——“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提出的，已不符合時代的發展，如今更應強調稅收的服務、公平、效率、法定、品質、博愛等原則。
“稅權歸民”既是人民當家做主的一大基礎，也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李煒光2009年便就此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中國現在正從“百姓時代”進入“公民時代”， 有的學者在做公民稅權意識啟蒙，有的機構在編撰《公民稅收手冊》、《中國納稅人權利辭典》，有的網友在製作徵稅與納稅的微視頻，“公民納稅是為了交換政府盡責”的稅收邏輯正在深入人心。面對民眾的稅權自啟蒙運動和“稅權歸民”的呼聲，政府應因勢利導，順勢而為，終止所有法外課稅，將徵稅權主動交還全國人大，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與市場經濟體系相匹配、與法治國家目標相符合的現代稅收制度，讓納稅人的權利得到落實，讓稅收的公平正義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