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洋教條 倡導中國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從我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來看，每一次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大迸發，都伴隨著文風的大變革。文風革新，不僅在形式上解除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形形色色教條的束縛，而且也使人們的思想擺脫重重羈絆，獲得解放。
五四新文化運動，解除的是古教條，廢八股，去陳辭，棄文言，興白話，文風變革使新思想新觀念得以涌入，新價值新思維得以生成，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上世紀40年代，延安開始整風運動，其內容之一就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這一文獻中指出，“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反對黨八股主要就是反對當時在黨內不少知識分子中氾濫的洋八股和洋教條。洋教條的拆除，使理論聯繫實際、思想聯繫群眾成為時代新風。在文化生產領域，更是開闢了人民文藝、人民文化的坦途。
當前，我國正在實施文化強國戰略，著力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改進文風這一舉措，必將有力地推動文化工作者進一步解放思想、貼近群眾、深入民間，進一步激發文化創造活力。在作為文化基礎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激發文化創造活力，同樣亟須破除新的教條主義，特別是新的洋教條主義。
對於洋教條，魯迅說過，它“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新中國成立後，老舍在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關於文風問題的發言時，曾為洋八股畫像：第一股：知道得少而說得多，不下筆萬言，似乎就不算高才；第二股：文字晦澀，讀之頭痛；第三股：字句越彆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確越好，引證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確意見越少越好；第四股：公式化與概念化；第五股：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品；第六股：說洋話，這就是現成的話不說，硬學外國人說漢話的樣子；第七股：只顧文字花哨，不顧邏輯；第八股：好用不必要的土話。應該說，這些歸納，多數方面也是符合今天洋教條的文風特徵的。
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教條化文風表現在形式上，對於理論文章而言，好一點的是以理論去解讀理論，只有理論而無生活；差一些的是以義瘠辭肥的空話套話去解讀理論，既無理論又無生活。在一些學者看來，一個時期以來的部分學術文章得了母語失語症，語言方式西方化傾向明顯，離開西方那套學術話語體系，就不能正常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文體表達形式上則形成了一種翻譯腔（或稱譯文體），即本不是從外文翻譯來的文章，可表達形式、話語方式卻似蹩腳的譯文一般生硬、拗口而晦澀。如果說在上個世紀早期，白話文剛剛孵出，人們“別求新聲于異邦”，把“歐化語言”看成豐富白話漢語的主要路徑，還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話，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現代漢語已經比較成熟和比較發達，已足夠能表述各種複雜深刻的現代思想，這時還以翻譯腔或譯文體來寫作，其對於本民族文化的消極影響就格外突出了。臺灣詩人、翻譯家余光中就指出：“貌似‘精確’實為不通的夾纏句法，不但在譯文中早已猖獗，且已漸漸‘被轉移到’許多作家的筆下。崇拜英文的潛意識，不但使譯文亦步亦趨模倣英文的語法，甚至陷一般創作于效顰的醜態。長此以往，優雅的中文不要淪為英文的殖民地？”
教條化文風，表現在內容上，就是對自己認定的所謂理論或學術權威的仰視、攀附和膜拜。對權威們，特別是洋權威的理論或學術觀點無條件地認同，並把這些觀點囫圇吞棗地搬移到自己的文章中，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本依據。在實際情形跟權威理論相齟齬的地方，就削足適履、殺頭便冠；寧可犧牲事實，也要維護權威。比如，一個時期以來，一些人在文化發展觀上對後現代主義的全盤接受，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對新自由主義的虔誠頂禮就是如此。人們之所以把包括這些觀念在內的觀念舶來品稱為洋教條，主要就是指它們對於人們思維的束縛。這個束縛表現在，這些觀念在一些人那裏形成了一種權威，而中國的現實實踐和現實發展狀況（包括文化發展狀況）在這些華而不實的抽象權威面前，被粗暴地踐踏了。
文風問題，實際上還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文風。我們說一篇文章很教條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指，寫文章的人的思維被一些教條化的思想觀念給束縛住了。教條化思維的主要傾向是不問實際，觀念先行，觀念至上；這個觀念不是從現實實際中來的，而是從本本上得來的。這緣于一種風氣，即寫文章，不是去研究現實，去發現現實問題，並努力去回答，而只是去研究本本，研究前人的本本，研究權威的本本，研究外國人的本本，等等。而且，他們學習前人、權威和外國人的本本，不是為了幫助自己去研究現實，而只是為了自己寫文章，只是為了形成唯書、唯上、唯洋的仰賴權威的話語。這樣，那些舶來的觀念、方法就會成為教條，束縛人的創新思維，如此舍本逐末寫出來的文章就必然會充斥著教條主義文風的腐氣。
顯然，這種洋八股問題的實質在於脫離實際。因為脫離實際，所以這樣的文章愈多，就對現實愈有害，愈會蒙蔽讀者，愈會妨害文化創新。比如，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講究人文關懷、講究人道主義，這似乎是不少西方學者所引以為傲的學統，如果我們的學者也如他們那般，只是在本本中講究，在理論中講究，在觀念中講究，甚至認為只有認同某種西方理論觀點才會有人文關懷，反對或不同意西方某個理念就是不講人文關懷，對中國的現實和現實問題則完全忽略，這種排斥現實的關懷方式無疑是虛偽的，也是狹隘的。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創新觀念的法寶，而把自己困于書卷之中，關進遠離本土現實的抽象觀念的思辨之中，作繭自縛，那麼，就只能是拾人牙慧或做刻舟求劍者的後人了。
因此，面對洋教條，改進文風的核心要求應該是永遠中國化。這一要求可以分解為如下四個方面：一要時代化，找準自己所處的時間坐標。二要本土化，找準自己所處的空間坐標。三要民間化（也可稱為大眾化），因為人民群眾，尤其實踐著的基層民眾的狀態、傾向和願望，是時代和現實的本質所在。民間即實際，沒有民間，時間和空間就都是抽象的；民間化，其實也就是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過程，沒有民間化，就沒有真正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四要民族化（也可稱作主體化），要有中華民族的精神、作風和氣派，民族化要求我們對待外來的思想文化，必須要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始終堅持拿來主義，像魯迅所說的那樣，“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外來文化豐富我們、補充我們、提醒我們，我們的文章和著作才能深植大地，根深葉茂，我們的文化才能充滿不斷創新的頑強活力。（馬建輝 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