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遠離世界，而世界也遠離了西方的時候，架設溝通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橋梁——尤其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需要從未像現在這樣強烈。在當今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候選人天然地適合此項工作，而印度是其中之一。
在西方的印象中，印度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看上去既陌生又遙遠。相比而言，西方人對印度文化和文明卻予以肯定。這部分源於西方人印象中英國對印度統治的浪漫化。然而，印度在去西方化的大潮中也未能置身事外。大多數當代印度學者認為，西方把自己置於高尚的道德基座上的行為是不正確的，西方不再被認為是人類文明最高價值觀的保管人。同時，印度卻在另一前沿領域鼓勵著西方。
如果西方相信全球事務中的西方時代逐漸消失，意味著人類秩序的一次道德淪落，那麼當它發現如今人們所感知到的西方價值觀其實是起源於東方時，也許會松一口氣。阿育王（西元前272—前232年在位）和阿克巴國王（1556—1605年在位）的例子就能表明印度擁有獨立的傳統，而該傳統尊重自由、寬容、理性和邏輯的價值。西方不能再認為其他文化無法像西方那樣理性地思考了。
基於此種背景，我們清晰地看到，印度將要扮演的角色與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近期的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將大為不同。印度天然的角色就是溝通東、西方的橋梁。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印度更有資格來扮演這一角色。
數世紀來，印度一直是幾大文明的交匯點。現在，隨著經濟的復蘇，印度開始了文化復興，而這種復興將不再局限于印度次大陸。尤其是通過寶萊塢，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生。正如印度作家沙希·塔魯爾在《印度時報》的專欄裏寫到的：“寶萊塢是印度文化的秘密武器，其電影產量是好萊塢的5倍。它那耀眼的娛樂品牌不僅為僑居美國和英國的印度人所熟知，同時也登上了塞內加爾和敘利亞的銀幕，並借此把印度推向了全球。”
寶萊塢的一大優勢就是成功解決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分歧。信仰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主要導演和演員們和睦相處，共同工作。他們還拍攝出能夠同時吸引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電影。彌和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分歧的能力，正是寶萊塢的獨特優勢。相比而言，好萊塢就沒能修補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分歧，反倒令人悲哀地強化了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偏見。在好萊塢電影中，老套的穆斯林形像是一群只能搞邪惡的恐怖襲擊的歹徒。
考慮到不同的歷史經歷，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係的發展將不同。中國有過閉關鎖國的經歷。當它驕傲地強勢復蘇後，就將面臨著一次文明的選擇，儘管選項之一是像唐朝時那樣開放和寬容。另一方面，印度作為幾種文明的交匯點，一直在不斷地接受並吸收外國文化思潮。因此，印度恢復其扮演橋梁的天然角色，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在很多西方人認為西方不能與伊斯蘭國家和平共處時，他們應該學習印度，看印度是如何協調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眾多文化的：在印度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這些文化是和平共處的。
結論很清楚：印度政治和社會文化有其獨特的一面，包容和寬容精神遍及印度。當西方經常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把它自己與邪惡帝國或是邪惡軸心區別開來時，印度人卻一直把這個世界看成是多種色彩的組成。印度人融合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能力可能很好地界定了印度在溝通東、西方關係中的歷史地位。它能夠履行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讓西方主要人物確信，他們不應該繼續將自己視為西方文明這一種主要文明的衛士和保管人，而應當成為人類文明的衛士和保管人。當然，要使西方相信這一點並非易事，我們需要用一場大規模的教育運動來讓西方明白，其實，西方與東方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差別。▲（作者馬凱碩 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著有《新亞洲半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