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關係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6月2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以請客吃漢堡的“非常規”方式，招待了來訪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並宣稱“美俄關係已經成功重塑”；但一個星期之後的6月30日，聯邦調查局就宣佈抓了10個俄羅斯“間諜”；再過了一個星期，7月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與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簽署《導彈防禦系統補充協議》，使“美國在波蘭正式部署反導彈系統,具有法律保障”。該協議允許美國2015年在波蘭部署標準3型反彈道導彈。今年5月首批“愛國者”導彈已經部署到距離俄羅斯最西端的加裏寧格勒州僅60公里的莫隆格市。
上述動態中比較引人注意的，便是俄羅斯“間諜”事件。畢竟在冷戰結束快20年的今天，除了影視劇作品外，“間諜”對多數人來說，是充滿了神秘色彩，為人們在經濟不景氣時代的茶余飯後提供提神醒腦的談資。事態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點：“俄羅斯間諜案”經過美國媒體的炒作，已經變成了緋聞案和八卦事件，媒體的聚光燈幾乎全部打在“美女間諜”安娜·查普曼身上，密集地曝光她的“背景”、“情史”、“容貌”乃至“一夜情”，卻唯獨缺了她作為“間諜”的“戰績”。更加搞笑的是，資料顯示，這位“美女間諜”幾乎違反了特工所遵循的保命基本法則：保持低調，避免引人注意。她和她被捕的同仁中，居然相當數量都有自己的社交主頁，並大大咧咧地持續公佈自己的私人照片。如果說這不是因為不專業而違反了基本行為守則的話，那只能說是在徹底無視乃至挑釁美國反諜機構的尊嚴，也就難怪美方要“羞憤交加”地選在俄羅斯總統剛吃完漢堡不到一個星期，很不給面子地動手了。
玩笑歸玩笑，此次發生的“間諜事件”還是很值得玩味的。傳統意義上認為，外交決策往往控制在國家最高領導人手中，但參考冷戰時期的經驗顯示，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前後，前蘇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互動：為了實現緩和，赫魯曉夫不惜提升柏林緊張局勢，最終獲得艾森豪威爾的邀請於1959年訪問美國；雙方隨後發表聯合公報，赫魯曉夫收回了解決德國問題的“最後通牒”，並邀請艾森豪威爾于1960年訪問蘇聯。美方原定在1960年6月對前蘇聯進行訪問，結果就在1960年5月，發生了美國U2高空間諜飛機在前蘇聯上空被擊落的事件。這事情同樣發生得蹊蹺，因為U2去偵察前蘇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但只有這次克格勃採取極端手段，派特工潛入停放U2間諜飛機的停機坪，使用具有磁性的螺絲干擾飛機的高度計，結果當U2飛行員以為自己還處於防空導彈射程之外時，就直接送上了前蘇聯防空部隊的槍口。擊落一架U2間諜飛機，能否徹底改善前蘇聯的安全狀態？這個問題本身不得而知，但能夠肯定的是，此事全面曝光之後，來自前蘇聯國內民眾的呼聲，使得反對美蘇關係緩和的強硬派得到了足夠的籌碼，“攪黃了”赫魯曉夫與美國緩和關係的設想。
類比上述事件，可以發現此次俄羅斯“間諜風波”具有某些共同特徵：一是“象徵性”高於“實際性”。在聯邦調查局提供給媒體的材料中，將這些間諜稱為“沉睡中的間諜”，換言之，他們還沒有被喚醒進入“工作狀態”。理論上，對於這些“沉底魚”應該是實施監控，放長線釣大魚，而非“打草驚蛇”。把“沉底魚”當成“大鯊魚”抓起來，除了傳遞有關“俄羅斯正無孔不入地對美國搞間諜活動”的資訊之外，看不出如何能真正改善美國國家安全；二是“時機”。真要抓間諜，在追蹤的十年時間裏，不可能沒有任何機會，更何況最終採取行動時，FBI用的還是“釣魚執法”，最終能否通過司法程式審核恐怕還在兩可之間；50年前的U2間諜飛機事件也是如此，真要摧毀它，派人進去換個螺絲釘即可，非要大費周章讓它被前蘇防空部隊摧毀，顯然真正的意圖是要證明美國對蘇聯的敵意行為，只有後者才會對“抓現行”有特殊的需求；三是“闡釋”，即在事件發生之後對事件的主觀解釋，基本套路是“情節未必很嚴重，性質一定很惡劣”，相關的配套報道也是“煽情報道”，即關注事件的細枝末節，引入對實質內容的思考，並在潛移默化間灌輸“美國（俄羅斯）是對我們搞間諜活動的敵人”這樣一種結論性觀點，“由外而內”地讓既希望緩和關係，又
毀，顯然真正的意圖是要證明美國對蘇聯的敵意行為，只有後者才會對“抓現行”有特殊的需求；三是“闡釋”，即在事件發生之後對事件的主觀解釋，基本套路是“情節未必很嚴重，性質一定很惡劣”，相關的配套報道也是“煽情報道”，即關注事件的細枝末節，引入對實質內容的思考，並在潛移默化間灌輸“美國（俄羅斯）是對我們搞間諜活動的敵人”這樣一種結論性觀點，“由外而內”地讓既希望緩和關係，又容易被“民意”左右的決策者被迫改變決定。（沈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