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因為向“世界工廠”中國提供原材料，獲得了巨大利益。2010 年，澳最大貿易夥伴變成中國。這是澳戰略家不曾料到的。但是，在外交關係優先順序上，排第一的仍是美國。澳官員不斷重申，堪培拉與華盛頓的同盟關係是澳外交政策的首要“支柱”。事實上，中國的重要性還不如日本。澳外交部長史密斯在錄近一次最為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講中表示，日本是澳僅次於美國卻高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優先對象。
其他亞太國家，例如韓國、日本、一些東盟國家，也有類似現象。一方面，它們從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受益巨大，中國都已變成這些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改變了它們的地緣經濟結構。像澳大利亞一樣，如果沒有中國的高速增長，這些國家的經濟簡直無法想像如此繁榮和發達。但另一方面，在從中國獲得巨大財富後，它們與中國的關係仍然相當複雜。在資源問題高度緊張的時代，傳統的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和國家利益爭執非但沒有緩解或者解決，反而有所惡化。
於是，在國際關係和外交史上最為奇怪的情況出現了：經濟上的高度“相互依存” 沒有改變政治上和戰略上的根本衝突。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和戰略上不信任中國，對中國充滿狐疑、指責和擔心，有的國家，如韓國和日本，居然模倣美國向中國施加壓力。這種與中國在經濟關係上“熱”卻在政治和安全關係上不同等地“熱”，甚至“冷”的情況，不限于一度典型的日本對華關係，在亞太地區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就在與中國關係如此複雜的情況下，這些國家遇到了另一個最大的外交挑戰：美國霸權的危機。哈弗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最近在一次演講中總結道：“在過去十年，美國的政治領袖領導我們陷入了兩場無價值的戰爭和一場巨大的經濟災難”。此類總結的含義是：美國在經歷著史上最為嚴重的霸權的危機。
奧巴馬政府曾一度給社會立場中立的美國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民帶來某種希望，然而，其外交政策並沒有真正轉變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執政兩年尚未有效地解決這場霸權危機。
對亞太地區上述中小“強權”來說，美國霸權危機也是它們的危機：美國還能有效地保護它們的安全嗎？長期以來，這些國家把它們在全球化世界上造就的財富——尤其是在中國取得的利益——相當一部分拿出來，向美國“繳納”了“保護費”，與美國締結了同盟關係。而美國一旦有求，它們則必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都在與美國並肩作戰。
夾在美中之間的上述國家不得不面對霸權危機和中國崛起兩大時局變化帶來的根本外交政策挑戰。在回應這個挑戰時，這些國家在“自保”方面做了大量事情，亞太地區目前的軍備競賽，這些國家是主要的動力源，他們的海軍都很強大，而且還在不斷加強之中。除了“自保”，他們還是不放心，無一例外地首先選擇了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希望美國不因霸權的危機而在兌現安全承諾上打折扣，其次是構造以美國為中心的多邊的地區安全架構。
許多戰略發展方面的觀察家注意到了處於危機中的美國加強了與上述國家的同盟關係，美國要做亞太地區的“常駐居民”，而不是“訪客”，重申美國對這些盟國的政治軍事安全承諾。其實，從這些國家的角度看，與其說名美國要加強與他們的關係，不如說，這些國家心態複雜，在不安中更欲讓美國留在亞太。它們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最新組合，目的是對付因為美國霸權危機和中國國崛起而導致的不確定性。（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龐中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