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治關係的新定位和戰略互信的增進,為雙方進一步推進互利合作的夥伴關係創造了條件。在經貿合作方面,雙方進行了坦誠的討論,分別對對方關切做出了回應和承諾。美方向中方承諾“將重點減少中期聯邦赤字,確保長期財政的可持續性,並對匯率過度波動保持警惕”,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整個國際社會對美國“量化寬鬆”和貨幣貶值政策的擔憂;美方關於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諾,不僅將加速中美之間這一問題的解決進程,而且將有助於推動歐盟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美方願意與中方討論美國的出口管制體系改革,使人感到了美國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政策鬆動信號;美國承諾支援中方逐步推動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努力,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回應,中方也對美方關於中國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關切做出了具體且可操作的承諾。胡主席訪美期間雙方簽訂的高達450億美元的合同,使中國獲得了高科技產品、新能源設備和環保技術,也給處於困境中的美國經濟創造了23.5萬個就業機會,充分體現了雙方經貿關係的互利雙贏性。在上述原則承諾和具體合同的基礎上,雙方承諾將於今年五月舉行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進一步確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可以預見,四個月後,中美經濟合作關係必將更上一層樓。
這次訪問有助於進一步激活中美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當然,由於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歷史、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巨大差別,指望通過一兩次成功高訪就能改變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是不現實的。在這次訪問達成的聯合聲明字裏行間,我們也不難看到雙方分歧的許多痕跡,例如,在最重要的臺灣問題上,聯合聲明在確認雙方強調臺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之後,分別使用了“中方強調”和“美方表示”來表述各自的觀點,說明雖然雙方都認為臺灣問題對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但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三個聯合公報”精神的解讀並不完全相同,這種認知上的不同已經涉及到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又如,儘管雙方明確聲明都致力於促進和保護人權,且將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處理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但美方強調“促進人權和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方強調“不應該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
這一區別,意味著美國將繼續按照自己對民主和人權的定義,在人權和民主的旗號下干涉別國內政,而中國則將繼續捍衛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再如,在國際熱點問題上,雖然所有問題都以雙方一致的方式加以強調,但相關措辭有比較大的解釋空間,反映了雙方側重點的差異。關於朝核問題,“雙方重申,有必要採取切實有效步驟實現無核化目標,並全面落實六方會談‘九·一九共同聲明’中的其他承諾”。這樣的措辭反映了雙方在半島無核化原則上的共同立場和方法上的策略差異。美方在談到“九·一九共同聲明”時,往往只強調朝鮮“放棄一切核武器和現有核計劃”的承諾,而忽略“九·一九共同聲明”的其他規定,而中方認為,“九·一九共同聲明”關於朝鮮棄核的規定必須執行,但為了讓朝鮮切實棄核,“九·一九共同聲明”關於美方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鮮、朝鮮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各方願向朝鮮提供能源援助等“其他承諾”也應得到全面落實。
這些分歧的存在,意味著未來中美關係不排除再度因臺灣問題、達賴問題、東北亞地區局勢等問題而發生波折。如果說,雙方在東北亞局勢問題上的分歧只是在共同目標一致的基礎上而存在的策略分歧,那麼,在臺灣和達賴問題上,雙方的分歧卻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美國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對“三個聯合公報”基本原則遵守得越好,中美的合作就越廣泛和深入。反之,美國違反“三個聯合公報”的情況越嚴重,中美關係受到的傷害就越嚴重,中美在雙邊和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就越無法展開。30年的中美外交關係歷程證明的,就是這樣一個基本道理。
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為中美關係積極因素的發揮創造了條件。我們希望美方能真正從戰略高度看待中美關係,排除國內政治因素對中美關係的消極影響,讓良好的中美關係造福于兩國人民和整個世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曲星）
